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在此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的做事风格来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靠一个人或少数一些人是不行的，它是国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国建国以来的成就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毛泽东是前三十年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国家建设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并非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这就得有一大批同样具有实干精神的且很有才能的人可以用。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人才群体，依靠少数几个“英明领袖”，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
历史证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以后，还是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做事稳重、讲求实效、不事声张，在各自的位置上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国家的改革一点一点的推向前进。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总能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发现这样的人物，从无例外。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此类人物都层出不穷。鲁迅曾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便是这样一类人，不独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特有。
此类人物存在的数量之多、出现的时间之长、分布的空间之广，已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因素，哪怕从制度层面来解释也显得不够，应该从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文化层面来进行思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传统
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务实主义传统，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这是此类人物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文化诱因。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要关注现实的生活，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敬而远之。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能够促进道德教化、有益于世道人心，拿来用一下也不妨。这是非常实在的态度。
儒家学者的人生理想都是入世的，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了可以造福一方，自己可以名垂青史，从社会目标到个人目标都很现实，不怎么去想灵魂不灭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即使是专制皇权，虽然带有君权神授的色彩，也不像上帝一般代表绝对真理。孔子对此语焉不详，孟子倒是很直接的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等。这些话长期载于官方经典，每个中国读书人从小就烂熟于心，被认为是比皇帝还要高一级的圣贤的思想。
在民间文化中，就更多了。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却被民间奉为英雄。陈胜吴广这种农民起义英雄，在《史记》里面，其传记被列入“世家”，与孔子一个级别。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地方军阀，发展到一定势力就登基称帝的数不胜数。武则天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她既非唯一，也不是最早。在武则天还在做皇后之时，就有一个叫陈硕贞的女人率众造反，称文佳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还出现过多次农村地区的居民“造反称帝”的闹剧，拉上几十号人就敢称孤道寡、拜相封侯。古代史上此类事件只会更多，只是规模太小，史所不载，或已失传。在天上当皇帝的玉皇大帝，在各种民间传说中也都被描述为昏庸无能、欺软怕硬的形象，其典型即《西游记》中的玉帝。显而易见，无论官样文章做的如何漂亮，民间并未把皇帝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有本事谁都可以当，且男女不限。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唯一的、永恒的、代表绝对真理的这样一个东西，也不提倡这方面的追求。对世俗生活的关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要有实际效果，成了这种文化下人们的行事准则。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义务就是要照顾好家里的父母老人，抚养子女长大成人，促进家族和睦兴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对政治人物来说，无论他是皇帝还是普通官员，如果在他治下能够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乐业，他就会被歌颂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种软约束从短期来看似乎意义不大，不如权利金钱这样的东西有诱惑力。但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每个人中国人在学习本民族历史的时候，就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中国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关心程度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知府，姓陈，因为当地连续干旱，带领干部群众到土地庙求雨。求了一次，没有下雨。陈知府又求第二次，还是没有下雨，到了第三次求完，依然一滴雨也见不着。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天上下不下雨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跟求土地爷一点关系也没有。
按照西方文化对神的看法来说，人类所受的灾难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求来了要感谢神的恩赐，求不来要加强对自己身上的罪的忏悔——无论怎样不能说神作的不对。
但这位陈知府的反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他指着土地公大骂说：你一方土地，天天享受大家的香火，就应该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这么久天都不下雨，人民生活怎么办？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享受香火？于是下令把土地庙砸了，把土地爷扔进河里喂鱼。
这位陈知府的思路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迷信的，而是典型的儒家思维：他大致相信神灵的存在，而且可以控制天气变化，但对这种神秘力量并不盲目崇拜，之所以求神完全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下雨好种庄稼，让老百姓有饭吃。如果能满足这个需要，就恭恭敬敬的供奉起来；如果满足不了，这个神灵的存在就是浪费资源、尸位素餐，应该取消神位，或者说有了控制天气的力量却不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就是严重失职，应予惩戒，以儆效尤。
把这件事和下面这则新闻联系起来阅读，更能体会其中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