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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风:印度的“复仇”心态 |2024-05-19

正文

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仅有的几次高层峰会均借助了多边外交场合。

几年间双方都在加强对边界争端的立场,敌意也从单纯的军事地缘逐渐蔓延至经济、人文等领域。

印度看待中国时长期怀有一种“复仇1962”的情绪,对华焦虑更甚于对巴基斯坦。

中国则通过上次战场打出六十年和平的经验认为,偶尔展示惩罚性武力对于威慑印度的领土野心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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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横跨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争议最长的边界,双方甚至连实控线的长度都没有达成共识。

中印虽然是邻国,但历史上一直是陌生人,除了玄奘取经的故事外,我们很少听到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产生过什么联系。

不过自英国殖民印度以来,中印双方冲突逐渐爆发,英属印度将青藏高原视为它与中国间的缓冲地带。

1903年,驻印英军以约3000人的兵力(另征调了7000余名印度和锡金挑夫)悍然入侵西藏,于次年攻占拉萨。

侵占拉萨后,英军负责外交事务的陆军上校荣赫鹏与西藏当地官员签订了一份条约,文件寄到北京,清廷拒绝签署。

此后几十年里,英国分别与大清、北洋政府发生数轮激烈外交争执,留下一本本烂账。

1947年英国殖民者结束在印度统治时,或有意或无奈,没有明确划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为之后南亚地区的各种纠纷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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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丕河谷是日喀则市亚东县下属的交通要道,通过锡金连通印度,这里曾是1903年英军入侵的通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印度也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新德里有联合北京挑战西方秩序的考量,所以双方关系不错。

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亚洲国家,同时宣布支持新中国获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然而随着1950年解放军大军《入藏》,印度的心态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尽管1952年尼赫鲁政府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并同意结束英属印度时期获得的在藏特权(例如无需签证即可进行贸易和旅行的权利),但也悄悄把一些争议地区划入了印度版图。

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问题日趋升温。

当时恰逢中国国内比较困难的时刻,因此中方非常希望缓和局势,1960年周总理出访印度时还提出过建立非军事区的妥协方案。

可尼赫鲁当局并未接受,他称中印西部边界是“传统和习惯的”,东部的麦克马洪线则是“坚实的边界,条约坚定,使用坚定,地理坚定”。

于是自1961年底开始,印度逐步向边境地区调兵,施行所谓的“前进政策”。

根据印度政府1962年6月发布的报告,半年内该国通过“前进政策”共获得了2000平方英里的领土。

在数次警告无果后,1962年10月,解放军在东西部边境地区同时发动反击,短短几天就摧毁了印度“前进政策”的所有“战果”。

但新德里方面十分顽固,仍不肯认输,于是解放军从11月16日开始又发起了第二阶段行动,继续给印军以重创。

11月21日,中国在确立军事优势后宣布单方面停火。

这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屋脊上的冲突”——对印自卫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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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西段的一条公路

六七十年代,中印边境整体保持平静,只是偶尔发生小规模纠纷。

八十年代,中国逐步将内外政策重心放到经济发展上,奉行低调的外交政策,着力修复与邻国关系,尽可能把各种边界争端与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脱钩。

在九十年代中印关系比较融洽的时期,双方曾达成过限制在实控线附近部署重武器、禁止在部队遭遇战中开枪的协议。

但在最关键的实控线划分问题上,双方迟迟没能取得突破。

2000年9月中印启动澄清实控线的谈判进程,一度交换地图,然而印度坚持将巴控克什米尔的一部分领土纳入讨论,谈判最终破裂。

实际上,新德里长期以来都喜欢把中印边界问题与一些更棘手的问题进行“绑定”。

比如它知道中国很不希望印度完全倒向美国,也不想看到边界问题成为中印关系的全部,可它偏偏拒绝进行利益“解耦”,一定要把边界问题与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问题绑在一起谈,甚至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前提条件。

这样一来便难解了。

2013年,中印西部边界爆发了自198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事件,再后来,随着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日益改善,双方都在向实控线靠拢,巡逻也越来越频繁。

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中国则认为印度辜负了中方早些时候的善意,得寸进尺,双方都希望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阻止对方的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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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万河谷事件结束后,印度总理莫迪到前线探访驻守当地的印军,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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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列城。列城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人口数万人的小城镇,与中国阿里地区日土县间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是印度14军军部驻地。

与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把中印边界问题摆到极高地位的做法不同,中国事实上认为与印度的边界争端是次要问题。

中国的主要战略战场是在西太平洋,主要对手锁定在美国身上,因此中方的长期目标是保持印度“安静”或中立,避免两线作战。

实际上,中国非常希望拉拢印度站到己方一边,因为这样可以极大保障中国船只在北印度洋贸易路线上的安全,对于阻止美国战时扼杀中国海上经济能源通道至关重要。

然而问题前面也提到了,印度一定要把边界问题与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问题绑在一起谈。

最迟至2019年左右,中国就已经认识到与新德里改善关系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最关键的步骤很可能取决于领土让步。

自加勒万冲突以来,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印度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恢复实控线附近的“现状”(注:要求中国将军队和军事设施撤回到2020年4月之前的位置),印度就无法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而中方则认为,印度所谓的“现状”根本是通过非法入侵和非法巡逻形成的,短期内的让步更有可能助长印军的挑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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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新德里在对华问题上成为华盛顿的“准盟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愈发大胆,频频给美国递交投名状。
每当莫迪政府认为中国正在损害印度的利益时——无论哪方面的利益,印度都倾向于通过在边境地区展现强硬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报复。
因此中国判断改善双边关系的窗口期已大致关闭,遂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应对印度,这一点从中国对待印度主办2023年G20峰会的过程中也不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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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视为制衡中国的有力武器。
有一点需要说明,采用冷处理方式应对印度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一前提条件即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的美印合作有其局限性,印度不会放弃长期以来的战略自主和不结盟国策。
然而展望未来,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中印关系与中美关系形成联动,全力避免西部边界的中印矛盾与东南沿海的中美矛盾汇聚到一起。
实际上,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双方都应该将边境危机管理和降级作为优先事项。 

事情可以先从简单容易的开始办,比如划定边界十分困难,那就先确定实控线;确定实控线比较困难,那就先建立缓冲区;建立缓冲区比较困难,那就先对双方的日常性巡逻安排做一些规范和限制……
总的来看,随着印度实力上升和大国意识增长,它将成为《中国崛起的主要障碍》之一,未来管理中印关系将像管理中美关系一样,成为绕不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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