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突发大消息。一方面，现任农业农村部部长被拿下，另一方面，农业关系我们的粮食安全，14亿多人口，每天都得吃饭。之前我们谈过，所谓的芯片，电动汽车加关税，不仅动摇不了中国的大民生，而且是“双刃剑”，还能激励突破技术瓶颈。但粮食和能源，则完全不一样。因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18日公布，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由于这个职位还涉及粮食安全，一下子引发了全网高度关注。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是非曲直，我们始终相信中央的权威说法。比如，中国不仅不禁售苹果，而且支持特斯拉发展，这是国际博弈的大格局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丛林法则”有本质的差别。美国越是打压我们的企业，我们越是体现包容性，这也是中美关系，要依靠民间的大策略。
这种警惕，集中到这次农村农业部部长周末被拿下，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聚焦“关键部位有坏人”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结合一些贪官的案例，我们既要看贪污事实，也要评估其制定政策带来的危害，尤其是股票上市“大跃进”这样的倒行逆施，不应该放过。
基于这个思路，我们再回到农业农村部部长与转基因食品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从中纪委4月17日进入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看，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农业农村部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从这里面，看不出此人与转基因这样的事情的关联性，而且转基因是博弈了很久的一个老问题。这位农业农村部部长，是2020年12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因此，不能说就与转基因这样的问题有关（由于知识结构不足，到底大是，还是大非，本文不讨论）。
可再看看其完整履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也真就担心了。尤其是经济学博士，政策法规司起步，按一般思维，有必要对其制定政策，尤其是直接制定的政策评估一下。
公开资料显示，1983年，唐仁健从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进入原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担任科员。
1993年11月，唐仁健担任原农业部办公厅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11月任原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副司长，1998年7月改任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仅两个月之后，1998年9月，唐仁健调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8年至2006年期间，唐仁健的职务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助理巡视员、农村组巡视员、农村组组长升为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从2014年至2017年，唐仁健两次空降地方。
2014年4月，已经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唐仁健空降广西，首次赴地方任职，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
2016年6月，唐仁健重返中财办，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长级）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7年3月，唐仁健再度空降地方，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后任代省长、省长。
之后2020年，回到农业农村部，作为一把手执政这个部门。
这样一看，我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此人是一个潜伏者，从这一系列关键位置走过来，要在政策制定时候做手脚，简直是太合适，但有太可怕了。
当然，这仅仅是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说，我们反腐进入高质量新阶段，深度上，方法上，也得有提升，不仅仅看其收了多少钱。如果真是一个“潜伏者”，很可能根本不需要在内部贪腐冒风险，到了这个级别，让其潜伏并逐渐将其扶持到关键位置的人，其主子早就满足了其金钱需求。
还是需要郑重强调一下，这个思考，仅仅是可能性判断而已，为了国家安全的查缺补漏思维，和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
进一步，基于这种思考，“战略反腐”的方式方法，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把握。
第一，将“战略反腐”作为高质量反腐的重要内容。对关键部位关键人的巡视，要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兼顾政策纪律，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评估制度，避免像股票上市“大跃进”这样的行为，因为“老村长”一夫把关，长期倒行逆施，甚至在下台前，丝毫不放松让企业上市造富的事情，导致国家救市拿出了多少真金白银，还有对2.2亿股民和6亿基民人心的持续性、颠覆性伤害。
第二，将“跨军地治理”作为重视“战略反腐”的重要手段。“跨军地治理”是强军和富国一体化，军队和地方都属于党领导的重要体现。尤其是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要充分认识到军心也是民心，军人家属本身就是普通公民。因此，军队“战略反腐”上也要高度重视，尤其是政策制定的常态化巡视评估有必要建立起来。还需要警惕的是，军队政策的失误，不仅仅是人心的得失，更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尤其要警惕内部政策的不一致、不公平，甚至公然违背基本的公德良序，利用军队的权威性造成恶劣的“卡壳效应”。这其中，不仅仅是“潜伏者”，而且要警惕一些“既得利益丧失者”，将一些政策失误的责任可以一直往上推，极为险恶地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将高质量反腐与国家安全工作结合起来。聚焦“战略反腐”的目标，也就是“潜伏者”，尤其是其制定的倒行逆施政策，这一定是危及国家安全的大事情。因此，反腐败要和国家安全部门加强协调，这已经是非常必要。4月29日，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要打好反颠覆保卫战、打好反霸权总体战、打好反分裂主动战、打好反恐怖阻击战、打好反间谍攻防战。
这其实与“潜伏者”密切相关，他们就是最危险的颠覆者，他们也是霸凌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内应，他们更是更高级别的间谍，有人称其为“躺平的间谍”。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需要普通间谍的“小打小闹”，而是做对党的执政地位有更大影响的事情，目的就是颠覆政权。因此，我们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进行全方位的挖掘，切实清除出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剔除潜伏者的斗争更加激烈。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就是明目张胆地招募针对中国的情报人员，并宣称间谍网络已经全部恢复建立。无论是否真实，都是给我们提了个醒，“战略反腐”不可或缺。
一句话总结：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反腐败和维护国家安全更是如此，“战略反腐”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