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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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中国政治的一次伟大探索 |202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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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是一门大学问。

有的领导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欢搞五湖四海。
这样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办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让某个团体一家独大,另外还能给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长治久安。

但有的领导用人方式单一,不自觉的就搞成团团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一概贬斥乡野,甚至人为的缩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统的人难以获得晋升。

原因么,自然是上升通道狭窄了,更方便筛选。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则就是五湖四海,翻阅明朝洪武年间的史料,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下面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贤:“诚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以闻”,重点是尚未出仕和沉沦基层的人,试图把天下贤才一网打尽。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选才制度,以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学搜罗各地学子。

朱元璋求贤,肯定有“拉拢士人、扩大明朝执政基础”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贤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实创造了明朝新气象。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高启、谢徽的学识不错,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大喜过望,当场提拔高启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谢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为跳过的品级太多,两人担心扰乱官场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恼怒,赏赐白金放回原职。

元朝遗民方克勤,明朝立国后出任县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响应朱元璋的征召,参加了吏部开设的官员考试,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为济宁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满天下的方孝孺。

礼部主事(正六品)曾鲁,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安南国王陈叔明藏在奏表里的猫腻,维护了明朝的体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立即提拔为礼部侍郎,跳过六个台阶。

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负责户口、土地、赋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类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书(正二品)

苏恭让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颁发求贤令以后,评为“聪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汉阳知府。履新数年,苏恭让便名满湖广。

除了单独提拔晋升,朱元璋还搞批量晋升。

朱元璋认为,论资排辈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如果确实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论资排辈的规则束缚他们——“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

在这样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员。

四年后,朱元璋又有两次大手笔。

其中一次是选拔成绩优异的国子生24人,任命为府、州、县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举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各级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调整六部人事,调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徐铎做户部尚书、广东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书,又一次在最高层落实了五湖四海的原则。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锐官员,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岗位有关系,但这种客观因素,不能否认朱元璋有求贤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鉴》里说:“一时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有功重赏、有过则罚”的领导,是不是和打鸡血一样渴望工作,是不是坚决不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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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尝试。

例如命朝廷官员兼任太子朱标的东宫官员,并允许朱标预先批阅奏章,练习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仅成了明朝的常务副皇帝,也事实上承担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

例如选拔公侯子弟数百人,到国子学读书,给将来科举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础。

这样一来,和明朝荣辱与共的公侯子弟们,便可以和士绅地主出身的科举文官分庭抗礼,朱元璋拥有分而治之的条件。
例如在立国初期,调湖广左丞周德兴为征蛮将军,晚年调鞑靼指挥使安童做刑部尚书,并以“文武兼备”的理由,驳回礼部要求“立武学、开武举”的请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汉唐,用出将入相的标准来培养文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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