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办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让某个团体一家独大，另外还能给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长治久安。
但有的领导用人方式单一，不自觉的就搞成团团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一概贬斥乡野，甚至人为的缩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统的人难以获得晋升。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则就是五湖四海，翻阅明朝洪武年间的史料，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下面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贤：“诚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以闻”，重点是尚未出仕和沉沦基层的人，试图把天下贤才一网打尽。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选才制度，以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学搜罗各地学子。
朱元璋求贤，肯定有“拉拢士人、扩大明朝执政基础”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贤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实创造了明朝新气象。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高启、谢徽的学识不错，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大喜过望，当场提拔高启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谢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为跳过的品级太多，两人担心扰乱官场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恼怒，赏赐白金放回原职。
元朝遗民方克勤，明朝立国后出任县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响应朱元璋的征召，参加了吏部开设的官员考试，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为济宁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礼部主事（正六品）曾鲁，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安南国王陈叔明藏在奏表里的猫腻，维护了明朝的体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立即提拔为礼部侍郎，跳过六个台阶。
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负责户口、土地、赋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类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书（正二品）。
苏恭让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颁发求贤令以后，被评为“聪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汉阳知府。履新数年，苏恭让便名满湖广。
朱元璋认为，论资排辈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如果确实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论资排辈的规则束缚他们——“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
在这样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员。
其中一次是选拔成绩优异的国子生24人，任命为府、州、县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举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各级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调整六部人事，调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徐铎做户部尚书、广东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书，又一次在最高层落实了五湖四海的原则。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锐官员，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岗位有关系，但这种客观因素，不能否认朱元璋有求贤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鉴》里说：“一时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有功重赏、有过则罚”的领导，是不是和打鸡血一样渴望工作，是不是坚决不躺平？
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尝试。
例如命朝廷官员兼任太子朱标的东宫官员，并允许朱标预先批阅奏章，练习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仅成了明朝的常务副皇帝，也事实上承担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
例如选拔公侯子弟数百人，到国子学读书，给将来科举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础。
这样一来，和明朝荣辱与共的公侯子弟们，便可以和士绅地主出身的科举文官分庭抗礼，朱元璋拥有分而治之的条件。
例如在立国初期，调湖广左丞周德兴为征蛮将军，晚年调鞑靼指挥使安童做刑部尚书，并以“文武兼备”的理由，驳回礼部要求“立武学、开武举”的请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汉唐，用出将入相的标准来培养文武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