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多年，没有哪个省如台湾那样，耗费中国如此之多的心思。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
其一，外部的美日，不想中国完成最终的统一，顺利实现崛起复兴。
其二，内部的毒派挟洋自重，试图搞两岸切割。5月20号，新上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演说，对“一个中国的原则”造成前所未有的挑衅。
对于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中国不再惯着他，直接军演施压。东部战区发布的“联合利剑—2024A”演习，内容包括“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等内容。毁“台独支撑柱”！击“台独大本营”！断“台独输血管”！
此次军演向世界展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同时给予赖清德等毒派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过从公布的内容看，解放军并没有出全力，还有很多已知的重量级武器并没有亮相。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一方面是杀鸡不用宰牛刀，无需出动很多尖端武器；另一方面也是留一点余地，希望毒派能悬崖勒马，不要把两岸关系带入深渊。
说实话，这种方式虽然很强有力，但感觉还是不够痛快。啥时候直接到那边，把那些毒派捉了，暴揍一顿，感觉才解气。然而情绪归情绪，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在成年人的现实世界，很少有痛快淋漓的时候。翻开历史从头到尾，痛快的时候也很少。
说白了，枪炮一响，受伤的还是两岸老百姓。国家为了避免伤害两岸同胞，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翻开历史，常常可以看到战争。但从宏观规律看，战争只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不是全部手段。
我之前写过一篇《历史周期中的台湾》，描述了台湾的今生前世，以及之于整个中国的重要性：
现在市面上关于台湾的文字很多，但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堪称典型的平面史观（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之后描述历史的方式）资料堆积。立体史观的本质是通过规律和趋势解读过去、现在和未来（详情参照我写的《民国梦与民国》）。
这里简单说下，立体史观和平面史观并不矛盾，但兼容。台湾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最容易诠释立体史观的省份之一。
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构架，中国历史大致分三个阶段：
秦汉农耕文明成熟并推广，在耕战思想下确立中央集权制。
据考证，很久之前台湾和大陆是挨着的，后随着地壳运动而远离。当然现在也不远。
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话，从地缘层面是站得住脚的。当然要论证一个国家的完整性，地缘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台湾和大陆从紧邻到远离的过程中，大陆人不间断地到台湾生存、拓荒、传播文化、创建文明。这个过程可以借鉴考古领域，看石器时代到农耕文明时代，两岸的动物化石与人类文化遗迹高度一致便可得知。
在秦汉那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鲜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
当时长江中下游流域多半被古云梦大泽（两湖地带）、古彭泽（江西地带）、古震泽（江浙地带）覆盖。北方汉人尚未衣冠南渡，靠近台湾的福建沿海还比较荒芜落后，没有什么大事件值得记入历史。
直到三国孙权时代才有鲜明的关于台湾的记载。曹操和辛弃疾都曾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很多人不明白他们为何对孙权如此推崇。
孙权一辈子干了几件大事，构建孙吴政权与打赢赤壁之战是为世人称赞的；还有一件被世人忽视但同样重要的大事业便是，（黄龙二年，即230年）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抵达台湾（那时还叫‘夷洲’）。这话信息量极大：
2、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证明当时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3、证明大陆和台湾之间经常联系，对台海的天文地理比较了解。之所以此前关于台湾的历史记载寥寥，完全是中国历史使用春秋笔法的因素导致的。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得出结论：孙权如此大规模地派人去台湾，本质上是开疆扩土，即把台湾纳入大陆政府体系；相当于从政治法统层面表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由于三国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着孙权离世，东吴也被北方的政权摧毁。而且随后不久，整个大陆陷于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内乱中，官方对台湾的开拓与管控也就此中断。
另一方面，两晋南北朝的乱局造成北方汉人衣冠南渡，福建一带的人口增多，民间与台湾的联络并没中断。
隋朝统一天下之后，隋炀帝立刻接二连三地派人到台湾（那时叫流求，不是琉球）交流考察，试图将其纳入大陆政府管辖系统。
随着唐朝局面的稳定，人口大幅增多，而且经济中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福建人口大幅增多。
福建地区原本就山多地少，躲避战乱不错，但和平时期因耕地面积有限必须向外转移。他们转移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长江中游地带（比如林彪家族《林彪家族往事》），因为云梦大泽和古彭泽退去，出现了大片新陆地；另一个方向，就是跨海去台湾拓荒。
随后的宋、元、明、清，大陆政府对台湾的管控越来越强。
唐朝崩溃之后，北方汉人再次因为动乱而南下，福建人口再次增加。同时由于宋朝海上贸易极为发达（参见泉州港与广州港的历史），福建沿海地区的人们去台湾更为方便，所以汉人去台湾的数量更多。
随后的元朝和明朝，因为台湾人口体量和开发程度上升，政府加强对台湾的管辖，专门设立澎湖巡检司。
这个职位最初有两个职能，其一是收税，其二抗击倭寇的袭扰。
但是到明朝末年，澎湖巡检司已经无法满足局面的需求。
通过对中国历史这般梳理，老铁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台湾的地位在逐渐升高：
台湾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原因在于立体史观大周期的演变。虽然在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和隋唐推广科举制的历史大潮中，台湾分量很弱。
但是在近现代史中，即华夏文明从农耕文明周期向工业文明周期被动更迭的过程中，台湾的分量却逐渐加重，最终成为华夏文明复兴崛起之关键。
近现代史非常复杂，但本质是华夏农耕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这样一个大历史周期的演绎（这点我在《民国梦和民国》与《美国史》中都有详细论述）。
大陆的教科书里把鸦片战争描述为近现代史的起点。这个观点不能算错，但绝对不精准。
追根溯源的话，西方工业文明对华夏农耕文明的冲击，时间点远早于鸦片战争，从17世纪就开始了；地点也不是大陆，而是外东北与台湾。
西方工业文明周期的起点，大约是中世纪黑死病之后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
黑死病动摇了天主教对欧洲人的精神控制。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为代表的巨头揭开文艺复兴之大幕。
16世纪初，晚年达芬奇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了法国，把文艺复兴思想带到西欧。
达芬奇的同代人哥伦布，从意大利去了西班牙，推动了大航海运动。
文艺复兴和大航海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推动欧洲人全球扩张冒险。
欧洲人的扩张主要分两个模式：沿着陆地扩张的陆权帝国和沿着海洋扩张的海权帝国。
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斯拉夫人在东欧崛起，女真人在东亚崛起。
斯拉夫人向西开疆遇阻之后，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土，成为欧亚大陆上仅有的一个沿着欧亚大陆北方向东扩张的种族（雅利安人也曾向东扩张，但在中亚向南而去，到了印度与伊朗），宏观看是斯拉夫文明圈和华夏文明圈的碰撞。
东北亚崛起的女真人，没有如蒙古人那样西征，而是选择向南和大明死磕。在女真人看来，北方和西方那些苦寒之地，远没有长城以南有诱惑力。
如此一来，乌拉尔山以东的广袤大地（自古以来属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人的活动空间）成了真空。
158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沙俄刚过乌拉尔山。
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沙俄拿下西伯利亚，逼近新疆。
1644年，清军入关，沙俄拿下中伯利亚与东伯利亚，逼近蒙古高原与外东北。
到1649年，大清在中原站稳脚跟；沙俄在乌拉尔山以东拿下1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那些地方多半是冻土，水与矿产资源却很丰富。
沙俄帝国拿下这么大的地盘，付出的代价却可以忽略不计。这是沙俄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领土扩张，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成本最低、最为成功的领土扩张之一。
康熙时代，为应对西北和蒙古残部的战争，失去贝加尔湖（全球最大淡水湖）。
目前为止，中国的绝大部分文字都局限于分析兴亡更替，或愤恨，或叹息。
从立体史观看，明清更迭，不过是农耕文明周期内的政权更替；上升到文明周期就会看到，因沙俄占据乌拉尔山以东的大片领地，华夏文明圈的外围空间被大大压缩。
从海权角度看，沿着海洋扩张的国家有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帝国与西欧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帝国。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大洲。
16世纪末努尔哈赤壮大、沙俄翻越乌拉尔山时，葡萄牙强盗团侵略了澳门。
相比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帝国诞生较晚，经历了与西班牙几十年的战争才真正获得独立。但独立后的荷兰立刻成立东印度公司，开始全球扩张。
荷兰人原本想攻占澳门，作为和明帝国的贸易基地；结果被葡萄牙人击败。
随后荷兰人占领澎湖，又被大明水军击败；后又把目光锁定在台湾。
17世纪初的1624年，努尔哈赤称帝不久、沙俄拿下西伯利亚时，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占领台湾北部。
与沙俄帝国盲目占领土地不同，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台湾，主要是看中其扼守东亚大陆与东南亚、日本贸易之要道。
此时的大陆政府：精神层面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梦境中，全然不知工业文明已经到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眼前；现实层面被内忧外患折腾得精疲力尽，不仅未能意识到台湾战略地位之改变，甚至无暇顾及侵略者的肆意妄为。
由于明帝国政府摇摇欲坠，以至于1642年（清朝入关前夕）荷兰殖民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在台湾火拼一场，荷兰胜利，拿到台湾的统治权。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只想从台湾赚钱，进行残酷的压榨，惹起台湾人的不满。
清王朝入关之后，忙于巩固政权、追缴明朝残余势力。那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之所以能赶走荷兰殖民者（包括之前明朝水军能在澎湖战胜荷兰殖民者），根源在于荷兰帝国（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只是占据了工业文明的先机，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初代工业化建设；农耕文明帝国的精锐尚且可以与之一战。
如果那时候中华帝国也开始向工业化方向改革，也不至于遭受近现代那些悲剧。
康熙平定三藩，清王朝政权稳固，便开始考虑向南守护台湾、向北阻挡沙俄南下。
在北方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放弃了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片领土（清朝曾主张以勒拿河为界，但因为准格尔威胁没有坚持）。
在南方虽然借助施琅等汉人收回了台湾，但仍然按照传统的农耕文明思维将台湾当成帝国边陲的一个岛屿，丝毫没有看清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带来的风险，以及风险背后的逻辑。
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彼得大帝，正全力以赴推动改革，不惜灭了皇太子、废除皇后。所以百年之后，彼得大帝的后人又从康熙后人手中拿走外东北大片领土。
百年之后，已经实现初代工业化，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更为强悍的大英帝国到来时，清王朝的模样其实比史书上写的更为狼狈。
至于台湾，因为思维落伍，更是成为清帝国遭遇致命一击的标志。
通过立体史观的视角，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文明大周期中的被动更迭，一切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往前走，和秦汉之交那轮主动探索完全相反。
作为工业文明周期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完成初代工业化之后的大英帝国在亚洲几乎就是横着走。英国征服了印度，占领了缅甸，又在鸦片战争中击败大清。
面对列强入侵，印度选择躺平享受，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却又在大英帝国没落时通过不流血的运动完成独立；中国和日本则选择奋起改革。
清王朝搞洋务运动，日本搞明治维新，分别是30年时间，各自进行初代工业化尝试。
正是在这种工业化尝试中，清王朝的汉族精英开始放眼看世界，看到了台湾战略地位日趋重要，于是开始提议把台湾的地位抬高为省。
在洋务运动搞到大约一半时，清王朝和法国于1884年打了一场中法战争。
法军也看到台湾的重要性，试图跨海攻击台湾。但当时的法军因普法战争惨败、元气尚未恢复，被淮军名将刘铭传击败。于是战争之后的1885年，清政府设立台湾省。
客观来说，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取得不少成绩的，但却在甲午战争中输得一塌糊涂；根源就在于洋务运动不如明治维新彻底。
洋务运动只是初级工商业改革，明治维新除了初级工商业改革之外还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立刻又开启国共对决，根本没时间去清理日本埋在台湾的暗雷，甚至还私下启用日本军人当顾问（如冈村宁次）。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失败，退守台湾之后又要仰仗美国及其盟友，更加不会清算日系势力。蒋家父子在世时，大陆精英尚且可以压制分裂派，维持两岸一个中国的千年法统。但蒋经国之后，毒派便在李登辉与蔡英文的带领下逐渐壮大。
二战之后台湾更为重要，因为集海权思维与工业文明的美国（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更强悍），为了从亚洲方向制衡中国和苏联而支持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便把台湾纳入第一岛链。
最初国民党政府指望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就明白，反攻大陆基本没戏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蒋介石也就断了反攻大陆的念想；当然在舆论宣传上，蒋介石还是一直要反攻大陆的。
之所以要一直宣传反攻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来。因为在美国视角（类似之前的荷兰、西班牙、日本思维），把台湾割裂出中国对封锁东亚非常有利。
但蒋介石不认同美国割裂台湾的策略。蒋介石一辈子干的事，很多争议颇大。但蒋介石的格局还是从整个中国出发，而不是成为偏居台湾一隅的岛主。
所以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还是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份大义的。这点毛泽东也比较认同，当初的炮击金门相当于变向助攻蒋介石。
于是在台湾的蒋介石，就变成嘴上喊着反攻大陆，实际上集中精力搞台湾经济。
那些资金原本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家底，被当作台湾岛的启动资金，自然绰绰有余。
那些精英原本是国民党统治全国的骨干，用他们去建设台湾岛，自然也是立竿见影。
再加上冷战期间，美国对大陆封锁，对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开放市场，最终促成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尤其在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飞速发展。
蒋经国晚年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把台湾大权交给谁。
长子蒋孝文被声色犬马的生活所毁，年纪轻轻便卧病在床；
老二蒋孝武有心子承父业，却因1984年的“江南案”（台当局雇佣黑道力量刺杀一位笔名叫江南的作家），政治生涯毁了。
“江南案”性质很恶劣，但比起2018年小萨拉曼肢解记者卡舒吉，绝对是小巫见大巫。目前看小萨拉曼接班，基本是板上钉钉。
第一个原因，美国不支持。因为蒋孝武接班，大概率会继承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利于美国搞离岸制衡那一套。
第二个原因，当年随蒋家去台湾的大陆精英死的死、老的老，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两蒋在台湾的班底、战略、政策都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
大陆精英退出历史舞台，资源必须交给台湾本土派。而台湾的本土派和第一代的大陆精英自然没法比，他们没什么大的格局、远见、担当，而且青少年时代均深受日本影响。美国在这样的群体中培养毒派、给大陆制造难题，就方便多了。
事实证明，美国的阴谋得逞了。李登辉与蔡英文都是其中代表。
蒋经国要从台湾的本土派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非常难。
所以他晚年面临一种深深的孤独：事业托付给谁？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之后弄了一个最差的李登辉，犹如大龄剩女最后选了一个渣男结婚。
国民党对李登辉可谓恩重如山，但他却选择毁了国民党的根基。
李登辉祖籍大陆人，却要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分裂；明明日本侵略台湾时杀了很多仁人志士，李登辉精神上却极度精日，处处维护日本利益，又是去参拜靖国神社、又是枉称“钓鱼岛是日本的”，怀疑他对日本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对比李登辉，林洋港谈吐更为诙谐，处事更为练达，更为有魅力。林出身贫寒，学习很好，经历过充分历练，先李登辉一步担任过台北市长和省政府主席。
台湾的靠山是美国，选择李登辉，更容易获得美国认可。
李登辉虽然没有林洋港那么有魅力，但他对蒋经国表现得更为忠心。
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椅子只坐三分之一”，那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领导都喜欢听话的下属，可以在自己离开之后关照自己的家族，蒋经国也不例外、认为选一个听话的放心些。
更为关键的是，李登辉懂蒋经国的心思与大中华情节。直到1996年（蒋经国已经离世8年），李登辉还在“就职演说”里高呼：“登辉深信，在21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说得比谁都好听。但是在私下里，李登辉与其追随者奉行“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套路，拼命去中国化。
李登辉本人没有后代，起码不会搞子承父业那一套；没有自己的家族，会少一点敛财之心思。蒋经国希望选李登辉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对台湾的民主起到正面作用。
另一方面，蒋经国知道李登辉曾经是共产党。也许蒋经国认为，曾经是共产党的李登辉，更容易推动两岸和解。因为从蒋经国晚年的布局看，他是要推动两岸和解的。
蒋经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登辉不仅没有继承自己的事业、没有关照蒋家；还跑去搞两岸分裂、还毁了国民党基业，顺便也毁了蒋家的基业。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蒋经国没眼光，而是说李登辉大奸若忠、隐藏太深。中国历史虽长，但如李登辉这种大奸若忠者，也是寥寥无几。
李登辉不仅自己毒到底，还培养了蔡英文等一系列毒派铁杆。但历史发展到现在，两岸一统已经成为大趋势，毒派不论如何上蹿下跳，最终也不过螳臂当车。
国共第一次合作，促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基本摧毁保守派军阀。
国共第二次合作，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带领中华民族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便指示，跟台湾要“和为贵”。周恩来也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些话可不是说着玩玩的，而是“和统”台湾的基调，过去几十年，大陆一直坚持这个基调。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名士章士钊带一封信去香港，托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1、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
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几十年过去了，这四条透露出来的诚意和精神依然是两岸和统之精髓。信的结尾颇为动情地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章士钊到香港，见到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的许孝炎，讲明来意。许知事关重大，亲自飞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
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蒋介石在1957年委托另一位名士曹聚仁（章太炎高徒，鲁迅师兄，叶挺、陈毅好友）从香港到大陆观察情况。
曹在大陆分别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回台后对大陆评价很高。
1965年，毛泽东与曹谈话中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还是表达对国共合作（和统）之诚意。
但是后来由于WG爆发（详情参考《不被理解的毛泽东》中的系统论述），国共第三次和谈便搁置下来。
蒋经国晚年，大陆已经改革开放。他派心腹沈诚穿梭于海峡两岸。然而由于蒋经国突然离世，第三次国共合作戛然而止。
随后便是李登辉出场，毒派壮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毒派猖狂时两岸一统的大趋势悄然形成。
所谓大趋势，就是大陆综合实力早已碾压台湾，并且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
这个大趋势背后的逻辑，就是共和国建立这些年，大陆已经逐渐完成工业化建设；而且取代美国成为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第一大国。
农耕文明时代，台湾是中国无可争辩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外来势力能干扰。
近现代围绕台湾的所有风波，从荷兰到日本再到美国之所以能干扰台湾的归属，皆因中国面对工业文明阶段的强国力不从心。
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华夏文明从明清到民国在工业文明周期的历史欠账，大陆已经逐步还清。东西方的历史又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并行时代。
台湾回归，在工业文明周期也会成为历史必然，区别只是梧桐还是和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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