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火了——在喧嚣焦虑的时代，文字依旧能带给人温度和慰藉，文学的“无用之用”再一次为自己做了证明。
限于时间，书和剧集都没来得及细看，不过阿勒泰我走过，富蕴、可可托海、禾木、喀纳斯，也曾一睹“芳容”，尤其是在一天之内经历了雨雪风霜之后，当阳光铺洒在喀纳斯湖的粼波之上，天青气朗，山明水秀，那一刻，自己确确实实被“惊艳”到了。即使之后走过无数的名山大川、云天蜃海，但喀纳斯的那一抹明艳瑰魅、宏阔壮丽，时在目前，一眼万年。
此刻的阿勒泰，是文字书页中的平和宁静，是目中心中的诗画写意，但仅仅几十年前，这里却是风云搅动的国际斗场，各方博弈的“应许之地”——中国离失去阿勒泰，几乎也只是半步之遥。
简单说几句阿勒泰。
一、历史上的阿尔泰区域
无论是“阿尔泰”，还是“阿勒泰”，都是蒙语的不同音译，“金山”之意。《我的阿勒泰》中，这是新疆最北部的一片区域，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但历史和地理上的阿尔泰区域要大得多，横跨现在的中、俄、蒙、哈四国。俄罗斯境内即有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
说到阿尔泰区域分属四国的现状，网上的说法多是晚清丧权辱国、割地退让的结果。就大致脉络而言，当然没错，但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鉴于话题的敏感性，这里不多说了，只提一下当年清朝对于这块土地的经营。
历经康、雍、乾三代的持续接力，曾称雄西北的准噶尔汗国灭亡，在争取全部据有准噶尔故地的同时，乾隆也注意到了西北的乌梁海人。
乌梁海人明属兀良哈，自称“托跋”，应该就是南北朝鲜卑族的后裔，其语言、风俗、宗教信仰与蒙古人相似。清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记载：
“乌梁海人有三部,曰阿勒坦(阿尔泰)乌梁海，曰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为科布多属，曰唐努乌梁海，为乌里雅苏台属”。
乌梁海人以其各部所居地方而得名，唐努乌梁海居唐努山一带，在外蒙古西北、叶尼塞河上游。阿尔泰乌梁海居阿尔泰山一带，即今之新疆布尔津县及其以北地区。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居阿尔泰淖尔地方，在今俄罗斯帖列茨湖附近。
对于乌梁海人的招抚，实际上从康熙朝即开始。雍正五年（1727），清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其第三款约定：
“乌梁海人向不明国籍，每年分向中俄两国贡纳貂皮一张，自此次划界后，划归中国之人民，不得再向俄国进贡，属俄国之人民亦然”。
根据条约，唐努乌梁海地方正式归入清朝版图,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
但康雍两朝仅及唐努乌梁海这一部分，且统治松散，极不稳定。乾隆平准后，加强了对乌梁海的经营，无论是招抚范围，还是治理强度，都有了质的提升。在唐努乌梁海设45佐领，阿尔泰乌梁海7佐领，阿尔泰淖尔乌梁海2佐领。清人何秋涛曾高度评价说:
“乌梁海部落虽小，然金山剑海之间古为用武之地。自天威远震，疆以戎索，而卡伦以外辟地千里，所谓无形之金汤也”。
简而言之，清朝与沙俄几乎同时在这一地区展开，但当时阿尔泰地区大部分入于中国版图。以上所述算是“我的阿勒泰”故事展开的地域背景。
二、“科阿分治”与阿尔泰划归新疆
如果对照清代疆域图中的行政区划与今天阿勒泰的所属，会发现阿勒泰地区以前基本在乌里雅苏台也就是外蒙古境内，而非今天的新疆，这就牵扯到晚清时重要的“科阿分治”一节。
随着沙俄的步步进逼以及中俄多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晚清时，中俄边界已迫近阿尔泰山一线。此时阿尔泰山区除西北的奎屯山为中俄交界外，东南走向的主体山区因外蒙古尚未独立，还属于清朝内部疆域。
同治六年（1867），清朝在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区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辖区的交界处，也就是现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一带，设置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但两年后撤销。不过问题也由此产生。
划归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在办事大臣撤销后，并未归还原属的科布多参赞大臣，而是以“借地”的形式划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由此，科、塔之间有关阿尔泰区域之争愈演愈烈，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央政府批准科布多参赞大臣收回阿尔泰山区。
光绪三十二年底，在科布多参赞大臣连魁、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了科、阿分界方案。由此，阿尔泰成为与科布多并列的政治单位，均属乌利雅苏台将军节制。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肇，无力筹边，外蒙在沙俄及此后苏俄的支持下，谋求独立，科布多沦陷，阿尔泰也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危局，北洋政府加快了边疆政区化进程。
1919年，北京政府决定撤销阿尔泰办事长官，改阿尔泰区域为道，所辖区域全部并入新疆省，改设阿山道尹。至此，现今的阿勒泰地区脱蒙入新，完成了近代史上的一大关节。
以上简单梳理一下阿勒泰地区从外蒙古转隶新疆的历程，但中间的实际情形要曲折复杂得多。当时的新疆都督杨增新对于稳边固疆、保卫阿尔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情形，网上一搜即得，这里不多说了。
著名学者杨镰曾评价：“阿勒泰归属中华民国，毫无疑义，是民国建立以来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扩充疆界事件。”
三、罗生门叙述中的“三区革命”
说到阿勒泰，有一个重要事件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三区革命”。
对于“三区革命”，现在的官方主流叙事是这样描述的：
三区革命，也称为伊宁事变或新疆三区革命，是1944年至1949年期间，在新疆北部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而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随后与阿山（即阿勒泰）、塔城一带的起义武装联合，占领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三区革命的支持者包括苏联，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国民党统治地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实行北、中、南三线出击，将伊犁、塔城、阿山革命地区联成一片，最终在1949年新疆解放时结束。
将“三区革命”归入人民反抗反动派统治的阶级斗争框架，这既符合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消解了这一运动的复杂性。
当然，这与历史的真实有着相当的距离。
这是个极端敏感的话题，这里当然不能展开讲，只能随便说几句。
应该说，“革命”的主因是民族问题，尤其在初期，分裂色彩极其浓厚，公然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并以宗教为号召进行动员，组织了所谓政府。只是随着我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三区政策改变并施加压力，使得这一运动最终消亡。
在这一面目复杂的运动中，阿勒泰地区作为中心之一，确曾有过脱离中国的风险。但好在，历史突然转向，一切戛然而止，否则，今天我们去阿勒泰，怕是需要签证了。
四、说说北塔山
最后，再提一下与上面脉络相关的“北塔山事件”。
北塔山位于中国新疆东北部，属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与外蒙古西南部接壤，是由奇台北去阿勒泰地区的必经之地，现为两国界山。
1947年6月，外蒙军在苏联支持下，进攻北塔山，当地中国驻军马希珍部奋起还击，遂爆发“北塔山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前后，网上有不少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很多文章在描述北塔山事件中提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连长马希珍派副连长马金福去向牧民头目求援，经过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100余名牧民亲临阵地和该连共同抵抗，并进行了大小战斗共二十余次，彻底击败了来犯入侵者。
这显然是军民同心、共抗外敌的一曲赞歌。
但问题是，未经训练的普通牧民能有这样的战斗力？听起来颇有天方夜谭的感觉。
实际上，所谓的“牧民头目”就是曾有“哈萨克雄鹰”之称的乌斯满·斯拉木。
作为一个传奇人物，网上有不少关于他的介绍，但定性多是“新疆悍匪”——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他的角色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
作为阿勒泰地区最早反抗盛世才的起事者之一，他曾是少数民族心中的英雄“巴图尔”。在三区政府成立后，担任阿山专员。之后因种种原因，与三区决裂，被驱逐到中蒙边境——北塔山事件的起因之一，便是苏蒙方面要消灭乌斯满所部。乌斯满方面协助马希珍部，与外蒙军作战，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解放军进入新疆后，乌斯满坚持与我军为敌，终于1951年4月被镇压，而巨匪的身份也就被盖棺定论了。
这里之所以提到此人，是想说明，如同阿尔泰地区在近代风云中的跌宕浮沉一般，置身于其间的个人，又何能独善其身。曾与乌斯满共同打游击的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由此成为被共和国永久纪念的烈士，与国同戚，以至不朽。在眼花缭乱的政治变幻间，个人的选择难得始终，“尔曹身与名俱灭”，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最后稍作总结，大家也能看出这篇小作文写得很“拧巴”，都是点到为止，欲语还休，其中原因，自不必言。
由“我的阿勒泰”扯出这些话题，由头如下：
一是自己的“历史癖”犯了，说说前世今生，提供些背景材料，让大家不止耽溺于眼前的人与景，而有稍微纵深的了解与认知。
二是阿勒泰如今能留在中国的版图内，实属不易，无数的仁人志士、热血国民乃至亦匪亦豪、面相模糊的时代过客，都曾为之奋斗牺牲，今天的我们理应在历史的记述中为他们留下应有的位置——他们值得。
三是历史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尤其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巨浪中，中国被“轰出中世纪”，从中古走向近现代，其间转型之艰难实难尽述。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历史回顾暂缓，北疆美景萦心，希望用不了多久，我有机会再返大西北，再与我心中的喀纳斯相会，还有独属于我的阿勒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