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在当前国际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期间，全球秩序正面临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自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任，西方世界，包括政治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一个观点，即“唯一确定的事是未来将充满不确定（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ty）”。
这一观念反映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即世界正在快速进入一个不确定性更加显著的新阶段。特别是西方领导国家，如美国、西欧各国及日本，均出现了政治稳定性下降，向着更加无序和混乱状态演变的明显迹象。这种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便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不确定性的一个突出体现。
同时，世界经济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挑战。连续数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得不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贸易的多项关键指标呈现出不乐观的趋势。此外，气候变化的加速以及自然灾害频率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性的旱灾和水灾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2022年2月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无疑是加剧了全球局势不稳定性的关键事件。笔者认为，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后30年来全球最重大的国际冲突，而且在当前混乱的国际秩序中，它构成了最为危险的焦点。
一方面，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远超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已有学者和政客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美国是乌克兰方背后的主要支持者。
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仅有的几个具备全面战略自主性的国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俄乌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其中两个大国正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之中，尽管至今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没有直接出兵，但是乌克兰方的支援武器、战场军事情报和后续军事训练几乎全由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所谓“西方国家”里主要的36国中有34国参与其中，因此俄乌冲突的实质是俄美冲突，表现为直接的军事对抗。
另一方面，它的持续时间很长，目前双方的军事作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仍未能分出胜负。
此外，自2023年起，全球战争爆发频率有所上升，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冲突频发，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事再次激化。这些局部的战争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混乱状态。
总的来说，认知中熟悉的和平和稳定的世界正在加速变化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加剧和国际冲突的激化，有必要从一个更宏观和深远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变局。笔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官方对于当今世界大态势的权威战略判断，是对如今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和失序的状态最好概括。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早在2017年12月28日，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讲话中谈及，随后他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点明了“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再后于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而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即“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对大变局内容的整体论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进一步论述为理解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动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一方面，这个判断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是综合考虑了东西方所有国家在内的全球视角来看国际秩序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时间段的观察上也更长远，习近平主席所提出大变局的百年历史背景，从来指的不是数字计算上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100年，而是考虑了更长远的500年。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以更长远更宽泛的视角放眼于全球和长时段的历史，对东西方的时空都有周密的考虑。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巨变和挑战前所未有，已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界进入了一个“大争之世”。
一、“大争之世”的定义：世界秩序发生根本性转变
“大争之世”这一术语，源自于《韩非子·八说篇》中的阐述：“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通过这一表述，不仅描绘了他所处时代与远古和平时期的根本区别，而且深刻指出了乱世中的治理智慧与策略。而用“大争之世”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赋予它更符合时代的内涵。
（一）“大争之世”的内涵
在探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大争之世”概念主要涵盖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依照韩非子的描述，明确指向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及战国时期的群雄争霸。从春秋时期众多诸侯国的相互竞争，到战国时期国家数量的减少至七个强国，再到秦国最终实现的全面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不仅见证了无数的血腥冲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面临的极度苦难。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孟子强调了“春秋无义战”的道德立场。
另一方面，该概念还指代每一次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自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个大一统的朝代，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稳定的时期，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康乾之治等，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社会治理的高峰。然而，每当这些大一统的朝代遭遇崩溃时，国家便会再次陷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大幅减少，必须面对重新经历“大争之世”的艰难过程。
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王朝更迭时期，“大争之世”的核心特征在于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缺失，以及对新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
中国历史上多次经历“大争之世”的历史经验为当下之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当前国际秩序的重塑，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和王朝更替时期那样，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标志着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笔者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就是指从长时间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走向当今的“东升西降”。
所谓“国际格局”指的是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国家间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和内核，决定着国际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一个时代内，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主导这个时代的国际格局。
近10年，西方过去500年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改变，各国的国家力量上出现了“东升西降”，从而使国际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大争之世”的内涵。
（二）从西方主导到“东升西降”
为了深入探讨国际格局中“东升西降”的现象，首先必须客观认识到，在过去的500年历史中，代表西方世界的欧洲及其后的美国，在力量上显著超越了中国、阿拉伯以及其他文明和国家。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无疑主导了世界的国际格局。正是西方的主导地位，塑造了国际舞台上各国地位的高低，进而引发了今天所见的“上升和下降”趋势。
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500年前的西方国家能够在国家力量上超越其他文明和国家？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项历史性的突破。
首个突破点是“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两项历史事件不仅在知识层面上使西方超越了其他文明，也在资源控制上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在知识方面，西方世界率先全面了解了世界的地理构造，包括地球的形状、四大洋的分布以及七大洲的位置，而这些关键信息在当时并未被其他文明所掌握。因此，在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人在知识领域相较于其他文明占据了明显优势。
在资源控制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短短200年内，西方国家控制的领土面积实现了10倍的增长。原本欧洲的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而新发现的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通过新航道逐步殖民的非洲和大洋洲，还有俄罗斯逐渐扩张至的北亚和中亚地区，使得西方国家的控制范围显著扩大。
这一领土的扩张不仅是人类发展竞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明确地表明，掌握了更广阔资源的文明在生存和发展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西方国家在粮食、贵金属资源以及能源资源的产量和种类上的显著优势，正是基于其控制领土的大幅扩张，这些优势共同推动了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发生在300～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地理大发现使西方国家在知识和资源上取得了领先，而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成功，进一步确立了西方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
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爆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主要内容是如果关注1000年前的人类文明，处于宋朝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城市化率和识字率等方面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李约瑟疑问为何1000年前时期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未能在几百年前引发科学和工业革命。
本文在这里尝试对“李约瑟之问”做出回答。
第一个原因是与劳动力有关。
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走出欧洲控制了广大新领土，但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严重的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尽管有着血腥的奴隶贸易，但是在200年的发展中，控制的人口与土地面积不匹配，劳动力短缺问题始终存在。因此，西方国家有着发明机械替代人力的需求——用机械做功来弥补劳动力不足。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保持稳定增长，直到18世纪乾隆时期的中国，一国人口就占全世界总人口的近1/3，人工劳动力丰富。且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对替代人工劳动力的需求很低。
正如恩格斯在讨论实践与认识发展的关系时曾经指出的，“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西方国家对取代人力的劳动力有着急切的需求而其他文明和国家没有，这种需求推动了欧洲对工业技术的探究，这是欧洲最先产生工业革命的一个解释。
对于“李约瑟之问”的另一种解释涉及到战争的影响。
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频率远高于长期处于统一王朝治理下的中国。具体来说，13世纪的西征蒙古人将中国发明的火药带到欧洲，进而促进了火炮在军事中的应用发展。
文一教授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是热兵器战争的直接产物。特别是在欧洲，国家间基于火药与火炮的激烈竞争，以及对军备竞赛胜利的巨大压力和社会需求，催生了所谓的“科学革命”。火炮作为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武器，促使欧洲各国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其原理，并致力于生产、发展与改进以增强威力，这构成了科学革命诞生的背景与时代条件。
例如，文一教授提到，对炮弹飞行轨迹的研究刺激了伽利略和牛顿关于经典力学的开创性工作，以及现代数学中的笛卡尔坐标系与微积分的诞生。伽利略作为军事科学的教授，他在物体运动规律研究上的重要发现部分源自于对炮弹运动轨迹的观察；同时，与牛顿同一时期的科学家如哈雷和胡克对抛物线和流体力学的研究也与军事应用紧密相关。牛顿将炮弹发射的理论模型扩展到了对地面球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运动规律的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
因此，火炮对战争的需求不仅促进了三四百年前欧洲科学家的研究，而且也由政府资助，目的是为战争提供更有效的武器。这些研究为经典物理学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材料，同时也为现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知识基础，最终促使现代工业在欧洲萌芽。
由于劳动力需求和战争动力双重驱动，欧洲率先突破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门槛。这一成就，与地理大发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相结合，极大增强了西方国家的国力，使其在过去300年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进入本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前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已经逐步消减，不再能够决定国家力量的相对高低。特别是在最近10年，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构成的国际优势格局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中的“东升西降”，现有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全球正处于一次新的“大争之世”。
二、“大争之世”的具体表现：四个新变化
如前文所述，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今世界，是处在全球秩序发生根本转变且国际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大争之世”。在大争之世中，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因此，带来的是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笔者认为，理解四个“新”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含义。
（一）新的国际格局
新的国际格局正经历着从长期的西方主导向“东升西降”的显著转变。
在“东升”方面，笔者引用了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及杰出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深刻观点，他巧妙地将东方崛起的力量概括为“CIA”，这里指的是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China，India，ASEAN）。而“西降”的核心国家，笔者认为主要涵盖了在全球经济与政治版图中占据先进地位的欧洲联盟和日本。
如前所述，国际格局描述的是一段特定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在量化国家力量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了人口和经济总量两个基本而重要的指标，其中经济总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于所谓的“东升”的三大力量，截至2023年，所指的“CIA”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34亿，占到了全球总人口的约40%。在经济总量方面，中国自2010年起以其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总量上与除美国外的其他单一国家比较中展现了显著的领先。
中国经济体量与欧洲各国占比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的GDP在过去8年间保持了稳定而快速的增长，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及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并在2023年宣布了在未来5年内GDP超过德国和日本，达到世界第三的目标。
IMF预计，至2027年，印度的经济体量将比英国高出20%（图源：彭博）
东南亚国家联盟在21世纪初的经济增长也异常引人注目，从2000年的GDP总和不足700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超过3万亿美元，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度。
在“西降”的部分，本文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中的欧洲联盟和日本。正如文章前文所述，西方通常被泛指为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大约36个国家的一个广泛概念，这个群体主要由“三大五小”构成，其中“三大”特指美国、西欧和日本，“五小”则指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和韩国，它们的总人口大约占全人类总人口的1/8。
本文认为，“三大”构成了西方世界地位的关键支柱。在这三大力量中，尽管美国依旧展现出强大的国力，但西欧和日本的实力却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以欧盟为例，其在1992年成立时，创始15国的GDP总量高达7.41万亿美元，超过了当时美国的6.5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但到了2022年，即便是欧盟成员国数量扩大到27国，其GDP总量也仅为16.65万亿美元，不仅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而且在全球排名中滑落到了第三位。日本的情况亦然，作为在美、欧、日三者中相对较弱的一环，2022年受到日元贬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GDP仅为4.4万亿美元，远低于2010年时的5.76万亿美元。
不仅在经济总量上，欧洲和日本在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上也显得稍显滞后于美国和中国。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由于国家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500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东升西降”的新国际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二）新的现代化模式
新的现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别于之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模式有别于西方。
首先，组织完成国家的现代化主体的不同。
根据杨光斌教授的观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途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商业集团为主导的“社会个体中心主义”模式，如美国、英国；另一种是以官僚机构为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如德国、日本，这两种模式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现代化范式。
相较之下，新中国70余年来所推进的现代化道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政党中心主义”。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下，中国式现代化把共产主义的精神、全人类的共有思想关怀、一切政治价值为人民的态度和将人民有力地组织起来的能力做到有机地结合。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始终以群众路线作为基本组织原则，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宗旨。中国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向现代化国家迈进，这是与西方300年来政治思想的内容完全不同的。
其次，中国推进现代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与其他现代化国家不同。
一方面，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美欧日等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总人口约为10亿人，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而中国的人口有14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将占世界总人口超1/6，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模式和分配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且现实中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往往是不发达的贫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起点也更低。而中国则将其转化为了自己的优势，将人口基数高转化为了国内市场大和需求大的“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起点较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积贫积弱的状况，恰逢20世纪中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即将到来，因此中国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从较弱的基础出发迎头赶上。中国在短短70多年内取得了工业化的显著成功，与西方国家历时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中国推进现代化全程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世界政治史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模式是第一次不以战争掠夺而以和平发展的国家，因此根本地改变了西方国家崛起道路和影响世界的方式。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与西方模式有别，而且在推进人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对于全球而言意义重大，甚至要大于美欧。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对于其发展模式的信心显著增强。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始于欧洲，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二战之后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被视为是向西方学习和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成果。因此，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且这不仅是一种模式，亦是唯一的路径。其文明的价值观被认定为普世价值，任何偏离这一轨迹的观点被视为异端。因此，西方国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均坚信，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必须依循西方模式。因此以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往往是或轻视或否定。
笔者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10年中，美国战略领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承认中国通过非西方模式实现了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崛起，具体体现为“中国威胁论”。
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被定位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构成挑战的“修正主义国家”，同时明确否定了长期以来的“支持中国崛起并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促使中国自由化”的“接触型”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继续并加强了这一观点，在202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视为唯一具备改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意愿，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及技术资源以实现该目标的竞争对手。
自2018年起，美国国防部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并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到了2022年，美国防部更加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军事上的首要竞争对手，而将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定位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者”。
因此，美国战略领域的认知升级，将中国的国力视为对美国地位的威胁，并挑战西方模式，间接承认了中国通过非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美国战略界作为西方国家精英中的佼佼者，其态度的转变和所做出的判断对西方的政治、学术界和公众产生深远影响，标志着对西方模式具有绝对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大争之世”中，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推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和路径，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
（三）新的工业革命
新的工业革命指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大争之世”的时期内到来。在前三次工业革命里，中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笔者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其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文明依赖于手工劳动，而工业文明则基于机械生产。因此，可以将现代文明等同于工业文明阶段，而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的过程（Industrialization）。在此过程中，三次工业革命标志着最为重大且关键的转折点，推动了生产力的显著进步，也促进了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为社会、思想、制度和艺术等领域的革新奠定了基础。可以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切的前提，而社会、思想、制度和艺术等方面的革命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和产物。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内燃机与电气化以及计算机为标志。客观地讲，这三次革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成就，其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英国和美国贡献了两次半的工业革命：首先，1776年，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制造了第一台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其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内燃机的出现为核心，主要在美国和德国进行；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中心，标志着核能的应用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进入网络时代的新篇章。
历史回顾显示，英国和美国不仅引领了三次工业革命，其对近代以来技术进步的贡献也为其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全球影响力，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控制。
在硬权力方面，英国和美国分别以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主导了世界秩序。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主导了近200年的全球格局，而随后的“美利坚帝国”则主导了接下来的100年。在军事方面，由于全球90%的贸易依赖海运，英美通过其海军力量稳固控制了世界海权。经济上，英镑和美元的货币霸权进一步巩固了英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
在软权力方面，英美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同样无可匹敌。大多数科学学科都起源于英语教育体系，集聚了全球大量人才；而在文化传播方面，英语的全球主导地位几乎无人能敌，成为国际交流的首选语言。
通过引领三次工业革命，英国和美国确立了其在过去300年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地位。
在探讨中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关系时，可以看到一个错失历史机遇的过程。
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采取了一种“有机会不要”的态度。当工业革命使英国实力大增后，英国自信满满地试图进入中国，这一努力在1787年达到一个高点，当时英国派遣了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领导的正式使团首次访问中国。随后，在1792年，英国再次派遣了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并成功地会见了乾隆皇帝。尽管英国多次尝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促成贸易往来，但由于种种原因，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帝国拒绝了这些提议，从而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擦肩而过。
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态度转为“想要但没要到”。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中国深刻意识到自身在西方工业文明面前的劣势，觉醒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自强和自救，中国启动了学习西方工业成果的洋务运动。然而，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内部问题，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
工业革命的第一次“有机会不要”让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导致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想要但没要到”使中国彻底落后于世界，最终面临了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现代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苦难。这两次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处理不当，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遭受百年国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段历史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的失去位置和角色以及错失转型机遇对其发展轨迹的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于这样的转变，中国不仅“补课”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内容，还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末期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其中，成为该阶段产业升级的主要国家之一，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一个工业强国的转变，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掌握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聚焦于四个关键方向：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的工业材料和新能源技术。
在第四波工业革命中，我们将看到那些新兴科技的大量运用。
以人工智能为例，至今为止，在各类人工智能技术中，处于相对前沿的技术应用包括大型语言深度学习模型，如ChatGPT，代表了美国在科技成就上的领先地位。中国在大语言模型的持续研发方面紧随其后，而在人工智能的其他领域也展现出类似的发展态势。在面向特定应用的AI技术如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相较之下，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研发速度上相对较慢。
另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为例，下一次能源革命预计将以核聚变技术为核心，尽管当前该技术面临突破的难度极大，但在风能、太阳能和电能等常规新能源领域以及汽车等相关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中国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领跑全球，使得2023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坚定决心和有效举措。
此外，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的发展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生产和安装国。这些成就不仅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清洁能源的使用，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竞争中，美国在科研创新方面展现出较强的能力，而中国则在技术市场化方面显示出更强的能力，而其他国家目前已落后于中美。
在“大争之世”的时期，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时，中国正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这些努力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全球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做出了贡献。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和行动将不同于以往，有望在某些关键领域实现领先，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四）新的全球治理
第四个新是“新的全球治理”。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亦要求建立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
历史上，全球治理多依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方案执行。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阵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国际上积极运作和维护自己的联盟体系，这使得在全球安全治理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与公正。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和“大争之世”的到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多种问题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在运作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时，日益明显地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
这种做法将全球治理框架转变为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特权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尤其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构，越来越多地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不满。
自2022年起，俄乌冲突成为全球最显著的安全挑战，本应由全球安全治理机制调解并缓解此类紧张局势。然而，在当年的G20财长及外长会议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追求各自利益，利用会议议程进行政治联盟的构建，加剧而非缓和俄乌间的安全问题，对俄罗斯这一成员国采取了攻击性立场。
在G20财政部长会议上，美方坚持不支持任何未包含谴责性言论的声明，导致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声明，迫使主办国印度发布了一份“主席国总结和成果文件”，提及对当前局势和制裁持有不同观点及评估。在G20外交部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进一步再次将俄乌冲突推至讨论焦点，导致原本由印度准备、并受到广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如减轻贫困和气候融资等被边缘化。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架构，无论是联合国、G20会议还是APEC会议，均因西方国家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并形成小团体而功能受阻，广泛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印度总理莫迪公开表示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败。因此，调整和改革全球安全治理的结构及模式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些学者提出，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秩序至少需确保国家间的互动基于相互性原则，大国对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国际安全秩序应建立在独立、平等及法治的基础之上，同时认可各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多样性；各国还应保持其“本土民主价值观”的独立性，而不是无条件接受单一的价值观念。这些观点强调了在构建新的国际安全体系时，需考虑到全球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促进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国际关系。
世界需要新的安全治理格局和秩序，而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中国，已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方面，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逐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其目标包含了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国际的共同安全的有机统一起来，推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安全理论的中国安全治理思路，提出并倡导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另一方面，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有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安全新架构，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的能力。
2022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理念的“六个坚持”，精准直接地回应了前文所述当今全球安全治理存在的功能失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和发展中国家不满现状等问题，是能有效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样的治理方案相对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更加的均衡，道义更加正确，全球安全格局更加合理，也能为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保护。
面对全球治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公共产品，展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理念。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在经济发展领域往往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与标准，这包括推崇西式民主政体和经济私有化，旨在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在“大争之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面临的经济衰退、政治分歧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加剧了国内的困境，也对全球产生了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开始认识到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面临崩溃，国际社会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和经济治理方案持悲观态度，并对该模式的持续性提出质疑。有观点明确指出，美国已变成制约国际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各国被迫设法摆脱美国构建的国际体系。
而“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不同的思路，重在强调合作共赢，目的是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该倡议基于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摈弃了以单一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追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导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通过增进各文明间的交流与理解，避免了“文明冲突”的集体对抗思维，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合作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事业，体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和利益判断的理念。
笔者认为，世界进入“大争之世”以来，全球治理的模式就逐渐由西方主导进入到“中西共治”，例如《全球安全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些年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未来中国将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是“大争之世”的关键性变量
前文讨论和归纳了“大争之世”带来的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所有的新变化都与中国密切相关。
首先，新的国际格局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其中中国的崛起是核心要素。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扩大进出口，而印度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制衡的考虑而获得投资与支持。
其次，新的现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现代化进程。接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中国不仅与美国保持同步发展，还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最后，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被概述为“中西共治”。因此，可以认为在全球发展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中，中国不仅是关键性变量，也是推动积极变化的主要力量。
（一）中国作为关键性变量的原因与世界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的“东升西降”大趋势中，中国之所以而非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崛起的关键力量，归因于中国在战略层面上采取了若干关键措施。
首先，中国致力于工业化，视其为成为强国的根本。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经济基础薄弱和工业能力不足的挑战，毛泽东作为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将国家工业化定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标志着工业化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面对无论多么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挑战，均坚持不懈地推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国家的工业化资金通过第一代建设者的艰苦奋斗积累而来，技术则是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特别是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工业化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产权转移，使得中国基本建立了主要工业项目的体系，为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引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并使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最终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得以实现，制造业规模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其次，基于工业化的有效推进，中国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广大的国土面积转化为重要的资源优势。
一方面，众多人口支撑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内循环，大规模人口为培养科技、管理和创新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效利用了其广阔的国土资源，将潜在的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布局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项目，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成为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这使得中国拥有了真正的“广土巨族”。
再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包容性，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文化底蕴，促进了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高效地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也促使中国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不依赖战争掠夺、而是追求互利共赢的和平方式下实现的，这与西方国家依靠战争制造国家间和国内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成为“东升西降”中关键变量的原因，亦是中国处于“大争之世”里展开国家间竞争时拥有优势的基础，也会对“东”和“西”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面对相似的挑战，如工业化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广大国土未得到有效利用以及缺乏外部资源和资本积累等。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改革，成功地将其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转化为发展优势，采纳了包容性政治理念，并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参考，同时也展示了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平衡的策略。
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使其与历史上其他后起之秀的国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在“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看来，中国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战者”，会对西方文明提出颠覆性挑战。由此在“大争之世”里，中国与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矛盾在根本上不可调和，成为了一种结构性矛盾。
（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将“东升西降”现象视作西方传统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新阶段，即大国间的争霸进入了新的时期。例如，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美国政界广泛但误解地被看作是中国计划到204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强国的策略。作为一个维护霸权的国家，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或挑战其领导地位的行为，从而与中国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战略对抗策略持续并加强，起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并通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与科技战策略继续，直至拜登政府在其政策报告中明确指出未来10年为美中竞争的关键时期，并设定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Out-competing China）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展和强化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变化。
在美国国内，政府明确表达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立场，并成功塑造了“中国威胁”的公众认知。这种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形象反映了美国在安全、经济及高科技领域内的综合战略布局，涵盖了跨国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其他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作。这些互动和协作跨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党派分歧，形成了跨党派的政治共识。
截至2023年，美国已在“全政府”层面实现了对华竞争和对抗的共识，并朝着更广泛的“全社会”层面发展，目标是形成一个包括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联盟。在国际方面，美国强化了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采取的战略是在关键的大国竞争核心领域内，对中国实施更为精确的遏制措施。在构建阵营对立方面，美国试图以价值观为基础，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塑造“民主国家”的叙述，并建立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交流和产业链供应的“民主科技联盟”。
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与其盟友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策略越来越倾向于所谓的“小院高墙”战略。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推出了“印度-太平洋战略”，通过美英澳三国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FVEY）等机制，旨在将“印太地区”北约化，并将中国纳入北约的讨论范围，实现北约的“印太化”，通过这些措施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军事压力和安全隐患。
随着中美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期间的情况有显著差异，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相较之前有所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时期内，美苏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冷战”，而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则更类似于一种“冷和平”状态。因此，不应寄希望于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显著改善，而应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一种重要的长期趋势。
（三）中国处于“大争之世”的应对之道
处在“大争之世”，中国与当今世界旧有利益获得者的矛盾会愈发凸显，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应对。
首先，中国要做到内部的绝对团结。
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要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保持团结一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争之世这样的秩序重组期，内部团结的国家往往胜算比较大。
其次，中国必须优先保证其内部良好发展，尤其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博弈本质上是实力对抗，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难以长期支撑大国竞争，而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只要中国经济仍保持着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趋势，便可以进一步缩小与美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之间的实力差距，也会很好助力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此外，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内循环，通过保障民生、发展就业来拉动内需并保障中国巨大市场的稳定和繁荣。
总之，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对外博弈就会缺乏底气。
再次，进一步面对美西方加大对中国的压力，重要的是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斗争精神，即必须勇于并善于应对挑战。这包括坚持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决心和勇气，勇于面对困难，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以坚定不移的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回避矛盾是找不到出路的，只有敢于且善于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在大争之世时尤其如此。例如，面对中美竞争，要做到摒弃侥幸心理，积极面对挑战。
最后，关于外交政策，中国需继续深化其外交努力，积极展望未来。
例如，用中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伙伴；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项目来做好区域合作；加速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扩容工作等。
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未来也要多做贡献，承担更大的责任。在维护自身利益时要高举公平正义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两杆大旗。在更多国际场合强调和推广中国所坚持的“共同价值（CommonValue）”，尊重各国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
总而言之，中国在全球“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崛起成为关键力量的过程，是基于其在工业化、人口与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以及文化精神支持等方面系统性努力。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使得中国成为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战者”，与美国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矛盾。
面对美国的全面战略对抗，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应当坚持内部团结、推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贯彻斗争精神以及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全球合作的积极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