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争霸》一篇中介绍过，二十世纪初，德国彻底激化与英国矛盾的导火索之一是其海军建设。
当时德国在钢产量、工业储备层面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于是德皇威廉二世启动了英国人最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海军军备竞赛。
在英国决策者的认知中，帝国本土的安全完全依赖海军优势，因为英国陆军实力平平，根本不是德国这种欧陆霸主的对手，一旦皇家海军战败，英国只能任凭宰割。
出于对国家安全绝对保障的考量，多年来，英国一直努力维持“1＞2+3”的标准，即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比第二、第三名海军加起来还要大，以确保英国能够击败任何敌对军事同盟发起的联合海上进攻。
而随着德国工业能力和造船能力的不断上升，这种计算方式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短短十几年间，曾经很弱小的德国海军迅速反超了法、俄、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舰队。
实际上，威廉二世建造一支庞大舰队的初衷并非是要与英国一决雌雄，其中相当部分考量想是用这些军舰去扩展海外殖民地——之前德国庞大的商船队主要依靠英国提供的海上保护秩序，需要在英国默许下才能扩张海外殖民地。
但对于国家战略而言，想法有时候并不重要，真实能力给人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政策论述。
灯火通明的中国造船厂。2024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行业发起“301调查”。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百多年前德国与英国的海权博弈场景也发生在了当前的中国和美国之间。
于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浮上台面：中国的海权思维究竟是什么？具体来说，海军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南海还是其他呢？
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是一个陆权大国，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扩展陆上空间是最重要的，海洋不过是保障陆权的天然屏障。
由于海防、海军力量薄弱，英军利用其优势舰艇和火炮对清军造成了一系列打击。
在清廷不肯就范的情况下，英军于1842年7月发起镇江战役，攻占镇江并封锁京杭大运河，截断漕运，最终清政府不得不求和妥协。
1860~1880年代，在解决掉太平天国的问题后，清廷内部开始出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大力倡导提升海防战略地位和发展海军。
不过当时的北洋水师完全是基于消极防御的作战理念，并不能起到保护和拓展对外海运贸易的作用，因此久而久之清廷投钱的意愿便有所下降。
北洋水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中国海军的巅峰，从民国到建国后的七八十年代，海军始终秉持“近海防御”的理念，直到《中国的转折点》。
2018年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DDG-73）与执行驱离任务的中国“兰州”号导弹驱逐舰（170号）在南沙群岛南熏礁附近海域险些相撞，两舰最近相距仅40米。
新时期以来，中国海军启动了跨越式建设，这其中至少包含着一近一远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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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标高度聚集于在台海和南海的优势，此处不再赘述。
“一旦中国大陆重新拥有台湾，将减少其对美国海军优势的挑战，或者停止发展海权。在‘后台湾’时期，一个满足的中国可能在海洋战略领域内向化。”
这样的观点显然参考了历史剧本，例如：清朝初年为了收复台湾曾打造规模庞大的福建水师，不过随着台湾光复，福建水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技术迟迟得不到升级革新，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是木板船。
不过除台湾问题之外，中国海军建设还有一个长远目标，那便是应对“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海洋权益纠纷。除台海问题外，黄海为中朝韩三国共有，从未明确划分海域，东海有钓鱼岛争端，南海更是一锅粥。
菲律宾拍摄的中国海警船。中国在处理一些纠纷时需要采用细腻的手法，既不能一味强硬宣誓，那样将招致邻国不满甚至军事外交对峙，也不能模糊处理，因为“搁置方案”已经失去了国内群众基础。
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美国提供的“海洋秩序”服务。
回顾人类历史，美国是第一个有能力在全球各大洋均取得优势地位的海权国家，美国海军其实是一支“全球公共舰队”，是由所有使用美元做国际交易的国家所共同出资维护的。
在一种相对和平安全的国际海洋环境下，各国商船得以穿梭往来，实现频繁的国际贸易交易。
2023年10月延宕至今的红海危机中，美国频频要求中国对胡塞武装袭击商船事件做出响应，在红海护航行动中也不太愿意卖力，其实就有一种心里不平衡的感觉。
站在美方角度，会觉得当前中国秉持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避免承担维护国际公共秩序责任的借口，目的是用这一堆烂事消耗美国的精力与资源。
在中美没有撕破脸的情况下，美国或许不会主动攻击中国的海上贸易，但却很有可能默许“特定地区的混乱”，以此损害、打击中国的海外利益。
比如中东，前文引述过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他认为中东石油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对美国则可有可无，美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带有强烈的“惯性”，不排除未来某一时刻完全撒手不管。
以一个广义视角看，拜登“小院高墙”的脱钩思维并不仅仅局限于尖端科技和关键能源矿产领域，也包括国际公共秩序产品——他希望限制为“非友好国家”提供西方秩序下的国际公共产品。
换到中国的角度，每年40多万亿人民币的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大盘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假如某一天真的发生类似场景，那么中国海军的力量就必须第一时间填补进去。
被胡塞武装袭击的英国货船“红宝石号”最终完全在红海沉没，2024年3月。
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格外警惕，那就是避免走上“扩张性海权”的道路。
回顾历史，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都是很好的借鉴，例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对英俄，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对英法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对美英苏，二战期间的日本对中美苏，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中美。
因为海陆兼备型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两线作战”困境：海权领域与英美等传统海洋霸权为敌，陆权领域则与被英美拉拢的强邻为敌。
更进一步讲，新兴大国很容易面临海权陆权之争的困难抉择，尽管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海陆平衡发展”观点，但真正能平衡发展的很少，经常是在海洋和大陆两个方向徘徊，顾此失彼。
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其实有一西一东两个进取方向：往西可以问鼎亚欧大陆心脏腹地，往东则是向太平洋纵深发展。
然而优先发展向西的陆权，会引起俄罗斯、印度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中吉乌铁路的概念提出已有二十年，迟迟无法推进便有明显的“俄罗斯因素”在；优先发展海权，又会导致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的疑虑。
夹在其中，新兴大国只能因时因势而动，比如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有求于中国，那中国就小心翼翼地向中亚迈出一步（2024年6月6日中吉乌铁路正式签约，是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俄罗斯强烈依赖中国的情况才予以放行）。
总而言之，新兴大国需极力避免透支国力，并尽可能保持与现有强权之间的力量平衡，尤其不能同时与两大强权为敌，比如美国和欧洲、美国和印度。
1985年苏联海军宣传海报中的越南金兰湾，当时这里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美苏争霸的年代里，苏联和美国一样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台湾是中国海权面临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如果不能突破第一岛链封锁，意味着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始终无法解除美国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的海上威胁。
过去几年间，中国一直在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不希望发生国际社会误判中国会因国力增长而出现政策转向的情况。
在海权领域，中国也没有以跟美国海军打一场全面大洋战争为目标，而是把海军建设高度聚集在台海等具体场景上。
其中一个关键的指标，是中国对《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的慎重态度，一般来讲，只有目标定位为全球争霸的大国才会积极考虑海外军事基地布局问题，因此美方对于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一事高度在意。
实际上，美国海军一家独大的局面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各国海军最终将根据自身综合国力和海权需求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
“美国在全球部署大大小小800个军事基地，其航母每天都在各个大洋上游弋，维持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和平，人们不该期待美国衰落。
但与此同时，美国人民也在盘算，要为武器还是民生买单。
我毫不怀疑，（未来某一时刻）美国人会选择民生，而军事基地就会开始关闭。”
熟悉美国军费开支的朋友想必了解，美海军常年力压陆、空军占据第一开销大头。
以2023年为例，美国军费开支占其GDP的比重为3.21%，其中海、陆、空三个军种分去年度军费总额的70%以上，参联会等联合部门大约分得年度军费总额的15%左右，核武器系统维护等科目再分其他剩下的钱。
在海陆空三军中，海军（含海军陆战队）占比高达28.7%，其次为空军（含太空部队）的24.3%，再其次是陆军的20.7%。
杨荣文认为，如果未来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上升，海军是最有可能做战略收缩的，（新加坡视角下）一种比较理想的局面是多极世界仍以美西方为首，继续领导多边磋商，中国出于现实利益角度选择协助运作当前全球体系，从而完成从单极世界到多极世界的过渡。
在海权论者看来，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已经因海洋的勾连作用而被消弭殆尽，再无可供有效维护自身安全的天然环境。比如美国跟伊朗并不相邻，但伊朗却能够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的主要来源便是海上。
自二战结束以来，航母战斗群其实从未经历过真正的考验，美军所谓的实战经验主要是一边倒的“虐菜经验”，比如对越南、伊拉克等。换言之，航母战斗群作为这个时代海权力量的象征，并未在一场大国冲突中证明自身生存能力。
美苏冷战对抗初期，苏联国内对于海权建设的方向问题曾爆发过激烈争论。
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认为，苏联海军的建军方向应参考美国海军，发展以航母战斗群为基础的远洋作战能力。
赫鲁晓夫则认为，有了核武器和导弹之后，大型水面舰艇的生存能力急剧下降，一枚核武器足以毁灭一个航母战斗群，后者很容易成为“活靶子”，因此主张把战略火箭军和战略核潜艇摆到优先发展的位置。
由于赫鲁晓夫的固执坚持，使得苏联航母计划一延再延，而核潜艇则成为日后苏军乃至今天俄军的一张王牌。
以成王败寇的视角看，赫鲁晓夫的观点显然有待商榷，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能够影响海权的因素确实有很多。
简而言之，击败海权的不一定是另一支更强大的海权，也可能来自空中、外太空或水下。
假如未来某种武器可以高效、廉价地实现对海上移动目标的精准打击，那水面舰艇存在的意义将显著下降，正如俄乌战争中饱受无人机之苦的坦克，以及大显威力的乌克兰无人艇。
1812年冬天，拿破仑兵败莫斯科之际，俄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库图佐夫曾感慨的说道：
“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
几百年后，或许人们也会这样讲：取代美国海洋霸权的地位的不是另一个海权国家，而是某种新形态地缘政治权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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