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1]、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2]。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3] 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4]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5] 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6]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7] 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致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8]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时说：
“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9]
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10]。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 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2] 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13]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4]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15] 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6]，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