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写了《东林党》和《郑成功》，再接着聊聊李定国和孙可望吧。
很多人看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一层“抗清滤镜”，好像只要他们参与抗清，并做出相当的贡献，其他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忽略的。看孙可望又有一层“降清滤镜”，好像只要降清了，孙可望的一生都没有可取之处。
其实在抗清的过程中，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孙可望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抗清功绩，但对于他们的小心思和不得已，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评价。
李定国是陕西榆林人，这地方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民风非常彪悍，号称“九边之兵，榆林最劲”，因为史料缺失，我们不能确定，李定国是不是明朝世袭军户，不过，生长在这样的地方，对李定国的性格养成一定大有裨益。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是陕西定边人，那时也属于榆林镇的管辖范围，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李定国在公元1630年参加起义后，便被张献忠收为义子。
同时做了张献忠义子的，还有延安府的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其中孙可望的年龄较长，排行老大。
此后十余年，四兄弟追随张献忠转战万里，做着没有根据地的“流寇。”
这期间，张献忠经历数次大败，尤其是公元1641年的信阳大战，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公元1642年张献忠在安徽潜山一带，被黄得功和刘良佐偷袭，损失了大量身经百战的老兵和军官。
但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不仅活了下来，还在战争中锤炼出一身本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资历深厚且能力超群的四兄弟，就被张献忠逐步提拔起来，成了张献忠麾下的“年轻老干部。”
公元1643年，张献忠统帅四兄弟扫荡湖广，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那时李自成已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又不愿意归附李自成，便在年底离开湖广，统兵进取四川，准备在四川建立基业。
到了公元1644年8月，李自成都败退回西安了，张献忠才攻克成都，自称“大西皇帝”，年号大顺，建立起大西政权。
政治方面，张献忠在成都设立丞相府，左丞相汪兆龄是湖广人，右丞相严锡命就是四川人。六部尚书里，工部尚书王应龙是陕西延安人，吏部尚书胡默和刑部尚书李时英是湖广人，户部尚书王国麟、礼部尚书吴继善、兵部尚书龚完敬又都是四川人。
这样的人事分配比例，说明张献忠在刻意拉拢四川文人。
军事方面，张献忠任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分别统领四十八营大军，镇守四川各地。
这样的兵力分配，说明张献忠重用陕西旧部统兵，有长期统治四川的意图。
但问题是，张献忠的流寇习性，根本不足以建立稳固的统治。
建立大西政权以后，张献忠没有建立常态化的税收体系，依然用“打粮”、“劫掠”的方式维持中央财政，而其中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便是针对地主士绅的“追赃助饷”，逼他们取出存款交给张献忠。
四川的地主士绅迎接张献忠，无非是明朝灭亡以后，想有一把保护伞，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既然张献忠不能保护地主士绅的既得利益，那他们为什么要拥护张献忠？
所以张献忠称帝不久，地主士绅便纷纷起兵造反，以至于张献忠能控制的地方，只局限在成都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面对这条漫长的猜疑链，张献忠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杀人。
公元1645年11月，张献忠派出军队到州县捕杀百姓，要求鸡犬不留，又命令留守成都的军队屠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张献忠把四川杀的尸横遍野，结果就是，张献忠把整个四川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公元1646年8月，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准备离开四川，随后统兵抵达顺庆府（南充市）凤凰山。两个月后，满清肃亲王豪格统兵入川，直抵凤凰山，张献忠出营查看的时候，被清军一箭射死，清军乘胜发起进攻，斩杀数万人。
在这个危险关头，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兄弟组织反击，并带着残余兵马离开战场，才保留下一支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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