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
我说,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的巨大牺牲,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张作霖违背国际公约到苏联驻华使馆中抓捕共产党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杀得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李启汉、萧楚女、李大钊、熊雄、邓培、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夏明翰、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领导人遇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多少革命者,特别是革命领袖前仆后继地牺牲。
举个例子:朱德的前妻贺治华和他分手后,同党内一个叫何家兴的人结合。两人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可他们吓破了胆,想去德国。其实,他们不想干革命了,想脱党,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阻拦的。
可是,他们为了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给出卖了。
按说他们当了叛徒,找个地方藏起来,别人也不一定知道。可是他们不但不躲藏,还带巡捕上门抓捕、现场指认罗亦农。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跟着巡捕一起练习德语口语,以便将来适应德国的生活。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后,正在苏联的瞿秋白指示中共中央营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武装劫狱;二是通过关系把人弄出来;三是花钱买通敌人把人救出来。瞿秋白说了,无论需要多少钱,他都可以去想办法筹集。可是,根本来不及营救,罗亦农被捕没几天就被杀害了。
敌人抓捕罗亦农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险情。当时,罗亦农正在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回忆说,幸亏谈话早结束了五六分钟,他从后门先出来了。等他走到前门时,那里有我们的一个暗哨,给他使眼色让他赶紧走。这时候,军警已经从前门冲进去了,正在抓人。
邓小平赶紧走了。如果没有1928年的那五六分钟,我们1978年到哪里去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也遇到过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情。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当天,毛泽东在赶往起义军驻地的路上被民团给抓走了,要押解到县里去。在路上,毛泽东给了押解他的团丁两个大洋。团丁使个眼色,你跑吧!毛泽东赶紧跑,团丁们在后面追。毛泽东跑到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隐蔽起来,这才没被抓住。
后来,他在延安跟斯诺回忆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团丁们最后走了,毛泽东才躲过一劫。
我觉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是幸存者啊。这些伟大的领袖,他们的意志同我们今天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的人不一样,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毛泽东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是毛泽东的亲身经历,是有着切肤之痛、切身感受的话。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义时全军约5000人,20天之后还剩多少?还剩不足1000人。
秋收起义原定的目标是打长沙,别说打长沙,当时连已经攻占的浏阳县城都守不住,只有上山。
毛泽东说了四个字,“逼上梁山”,上井冈山是被迫的。
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组织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全军不足1000人,就一个团的兵力,就这么点人还成立教导队,办学校,要大家好好学习,说你们将来都是人才,将来要干大事。
我说,毛泽东从最初就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拉开了距离。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农民起义军办过学校?陈胜、吴广办过学校吗?黄巢办学校了吗?李自成办学校了吗?都没有。
农民起义军不办学校,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杀到哪儿,可毛泽东硬是在这不足1000人的小部队里办起了学校。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
我们国防大学前身是抗日军政大学,再往前是红军大学,追到最初的根上,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
当时的教导队队长吕赤,就是我们这所大学诞生时最早的领导。
吕赤,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与林彪、刘志丹等人是同学,参加了秋收起义。
他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牺牲太早,别说照片,连手绘的形象都没留下来。吕赤是因为副队长陈伯钧的手枪走火牺牲的。
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儿?因为条件太简陋了,没有武器。陈伯钧缴获了一把勃朗宁手枪。由于缺少保养,手枪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开了。吕赤和陈伯钧关系很好,就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就是块废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不服气,吭哧吭哧擦了一周,终于把枪给擦出来了。有一天吕赤从外面回来,陈伯钧想卖弄一下,说队长你看,我把废铁擦出来了,拿着手枪一晃荡,枪响了,正好打中了教导队队长吕赤。
杀人偿命啊,士兵把陈伯钧(上图)扭送到毛泽东那里,吵着让他为队长偿命。毛泽东没有马上下结论,他先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又和大家商量,说陈伯钧不能杀,因为他是人才。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起义部队就那点儿人,主要成分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军事素质都很差,全靠有限的几个黄埔生来带。陈伯钧毕业于黄埔六期,再把他杀了,一天损失两个黄埔生,损失太大了。
毛泽东提议,不枪毙,改为打手板,打100下手板。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执行,陈士榘和士兵委员会监督。打了20下后,陈伯钧的手就被打肿了,血肉模糊。陈士榘看不下去了,提议说一下顶五下,就此打住吧。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眼光没错,陈伯钧后来成为开国上将。
那时候,红军不仅缺武器、缺人才,还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到底还能混多长时间。我们就这点儿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在几个穷山沟里,我们还能折腾多长时间?
看看毛泽东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意啊,这话可不是在1949年说的,而是在1930年说的。如果说1949年已经是烈火燎原,那1930年的共产党人就只是几点火星。
一个人的抱负,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今天有人会说,你别跟我谈理想,别跟我谈信仰,我一无权二无钱,别跟我扯这个,等我将来有权了有钱了,我一定有抱负。我说,这不是白扯吗?
理想、信仰、志向、抱负,与金钱、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看毛泽东,当大家都觉得革命不行了的时候,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句话说,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什么叫信仰?我个人觉得,信仰不是多数人的问题,是少数人的问题,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者的问题。你是领导者,你信不信?你是领导,你不信谁信?
毛泽东就是“因相信而看见”的“关键少数”。我们看看他在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所说的话。
毛泽东说,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再看红军长征。长征多么壮观啊!蒋介石讲,红军今日已成“流寇”,管红军长征叫“流寇西窜”。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流寇能成大事者。李自成是流寇,石达开也是流寇,他们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既然也成了“流寇”,那么失败是早晚的事情。我们的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整整一年以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损失了十分之九。蒋介石说,“共匪”遭到惨重的失败。
那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我们细品一下毛泽东的话,它宣示了一种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决定了一个团队到底是攻击还是防御。
美国人托夫勒写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中国大地。他总结和概括了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三种力量形态:暴力,金钱,知识。
我说,他还忘了一种力量形态,还有第四种力量形态,这就是信仰。
共产党人的力量来自信仰,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要为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追求。
没有初心和使命、没有信仰,哪里会有力量?共产党人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不是表现在物质上的,而是表现在精神层面的。
全民族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都快顶不住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愿意出面调停。
蒋介石跟陶德曼说,我绝对不能跟日本人谈。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在那里呢,他们是绝对不会投降的。我要是跟日本人谈了,我的合法地位就没了。所以他们绝不投降,我也不能投降。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投降,这就是来自信仰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中国共产党人如虎添翼。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曾不被看好,没人看好我们,都觉得我们不行,但最后我们照样夺取全国胜利。
正是因为有了信仰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各种难以想象的苦难中忘我奋斗,最终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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