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总论
大版图并且在地区地缘政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大版图国家，是世界稳定之锚。
02
欧洲
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年～1867年）和奥匈帝国（1867年～1918年）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公元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1]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最破碎的地带。除俄罗斯外，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还是大国间边际缓冲地带最少的地区。德国与法国边界相接，安全地带重合，经济重心紧邻、且双方实力均等，呈对称型制衡状态。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边界直接相接，后二者对前者也足以构成准对称型制衡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如无广大殖民地补偿，国力，尤其是大国的国力会因与其力量对称的国家产生相应抵消，抵消的程度与双方力量对称的程度及边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与其他陆地大洲比较，欧洲板块———不管其生产力总量如何———是合力最小的地区。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两个力间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2]的原理。欧洲国家近代殖民扩张更多是为了缓和国家间的相互压力，这种内部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欧洲的地缘政治特点，使它没有能力长期承载工业文明。欧洲在17～18世纪还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传承人类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以至美籍历史学家孔华润说：“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欧洲——笔者）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3]只是由于北美洲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才将欧洲工业文明承接过去。从华盛顿到林肯完成了国家建立到统一的任务，后来又不断扩张，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在北美洲占据绝对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这为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传承于北美打下了基础。美国吸取了欧洲的经验，坚决不允许美国在北美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出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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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2]“两个力间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当夹角为180时,即两个力的方向相反时，合力最小，等于两个力的大小之差,其方向跟较大的力的方向相同。”张世中，林树和主编：《物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参见［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03
中国
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1]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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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7页。
04
北半球战略缓冲丰富地带的政治意义
与欧洲相反，中国、俄罗斯、印度、美国这几大政治中心地理板块间的广阔的缓冲地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比如远离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地区、印度的北方地区以及美国与亚洲诸国相隔着的太平洋，都使亚太大国力量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更为有利的是，在这几大国各自周边又镶嵌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比如，中俄之间的中亚各国及蒙古等，中印之间的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这对亚太政治都起着比欧洲更为有效的缓冲作用。对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有，中国东部边界还为同具破碎特征的小国所镶嵌，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冲了甚至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种来自美国对中国东部的战略压力。
05
英国与日本
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轻于中国的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历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
06
印度与中国
现代印度的南亚主体性大陆板块是不幸为英国百年占领的后果。历史上印度的古“长城”多建在国内，这样的国中之“国”可数百计，被圈出的地盘没有中国一个县城大。而中国唯一的一道长城是在国家北疆延伸。如果说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使欧洲在成长之初就得了“粉碎性跟骨骨折”，那么，同期的印度则一直是带着“粉碎性盆骨骨折”蹒跚爬行。比较欧洲和印度，中国数千年版图只有边疆盈缩而最终没有出现内部器质性裂变。与近代印度不同，近代中国受到的只是外伤，外伤观瞻不雅但不伤根本。
07
美国与中国
只要我们读读美国每几年一出的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并将美国的战略报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报告比较，我们就不能不说，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成了一个永远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幸中的不幸，因为美国自己创造又被迫维持了一个巨大却又是永远不足的国防开支，而这又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所在。这种脆弱性导致美国总是为世界所累，它无法做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此，美国通过二战摆脱欧洲压迫后，就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遭遇“9•11”袭击后，又发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据此而制定的全球性的安全目标需要全球资源支撑，这样的奢侈使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陆上目标。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土防卫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自由制定和实施其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
但美国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其所处地缘政治位置的限制。在人类有能力完全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的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那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与东海在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世纪的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
正是因为美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它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使美国人养成了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思维定势。随着人类越洋能力的逐渐加强，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使它对两洋防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正变得“无穷大”，以至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与对手国家的“边界安全”（主权边界）相重合[1]———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奢望用全球资源来支撑的美国必须占据分布于各大洋中的关键岛屿，这又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美国的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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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和深层海域。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安全边界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69页。
08
政治家远见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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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家远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世界霸权国家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能得逞。仅此就可知中国必然是有天命的国家，是有文明创新能力和传承条件的国家。黑格尔看出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2]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地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裂完欧洲再分裂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3]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共产党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4）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5]，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6]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年底又抗美援朝并于1953年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目前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管理的核武器和已经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7]。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8]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看到新中国政治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9]
即使如此，在后来的历史中，毛泽东也对其他国家分裂中国保持高度警惕。20世纪60年代，中国再次遇到美苏南北击夹击的形势，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对形势作了最坏的估计，说：“无非是黄河以北归苏联，长江以南归美国，美苏瓜分中国，这已经到头了，再升级不到哪里去了。”[10]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用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大陆版图一分为三后对欧洲带来动乱不断的历史，就会认识到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施及其胜利，对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发展，对整个亚洲的稳定有着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深远意义。不然，目前位于南中国海所有国家间的战略平衡就会被破坏，不仅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甚至马六甲海峡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稳定形势，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会大幅度增加。
2.美国从华盛顿到林肯远见的贡献
比较而言，由于中国及其周边破碎小国的的存在，亚洲具有了“相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区域特征；由于美国没有周边破碎小国的存在，北美洲则具有了“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区域特征。如果联想到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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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同达赖喇嘛的谈话》（1955年3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3]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是苏美英三国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1945年2月4～11日，面临希特勒德国即将崩溃，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F.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就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政治等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和谅解。2月11日，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参阅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4]关于这几次斯大林“劝和”建议，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728页。
[5]参阅《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页。
[6]《“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7]青藏铁路是一条连接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国铁Ⅰ级铁路，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分两期建成，一期工程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格尔木市，于1958年开工建设，1984年5月建成通车；二期工程，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及正在全面推进的川藏铁路建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0月1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1日第1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0]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5页。
[7]《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