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关于土地私有的叫喊曾经猖獗一时，有人甚至利用文艺作品公开诋毁1953年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被镇压的土豪劣绅鸣冤叫屈。
其实，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倒退。包括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有、私有、集体、私有制、私有化等等这些重大概念的争论，都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些公开为土豪劣绅叫屈的公知汉奸，那些公开为私有化叫好的个别教授专家，其实都是在玩内外配合的一场大阴谋。那些把民营企业和私有制故意混为一谈，一提民营企业的某些问题便如丧考妣，甚至说你批评民营企业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怪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从大历史角度看，这是一场关乎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
著名教授郭继承对此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对他的研究，我表示十二分的赞同。毛主席曾经谈过周期率的问题，他同黄炎培说，六十年是一个周期，能不能度过这样一个周期，是历史对一个政党的考验。郭教授认为，从短期看，60年的周期论不过仅仅是短期规律的研究，如果从大历史的数千年看，同样有一个周期率。
从历史王朝更替看，大抵很难越过三百年。夸张一点，历史家们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极而言之。其实大抵都是三百年左右。这里边就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探讨极有意义。
从历史看，比如汉朝，刘邦做了皇帝，第一步把土地分给百姓，开始老百姓觉得公平，确实很高兴。但是仅仅三四十年以后，一种现象出现了，土地很自然地开始向少数人集中，你能干也好，会经营也罢，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也罢，反正一家20亩地可能会变成2000亩地，而另外一家20亩却可能变成5亩地，遇上个灾病之类，便只能给人家当个佃农，于是这就形成了土地兼并，马克思批评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于是掌握了巨额财产的大地主，便又开始了向政权渗透，他会问鼎政治，会在政治上寻找他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那些政府官员也不会满足于只拿薪水，他们同样会让权力变现，政治权力也会努力向豪强地主渗透，向经济下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七姑八姨、小姨子、小舅子谋取经济利益。当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大力向政治渗透，政治向经济渗透，如此一拍即合，特别是形成权力被经济绑架这样一种权贵阶层后，权贵与豪强相互勾结的特权阶级便形成了。这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历史。
这个历史的现象，正是我们现实面临的极其重大的危险和考验。
谁都知道，政治本来就应该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但因为与豪强有了利益勾结，便只为特定阶级或阶层服务。所以，虽然开国皇帝汉刘邦分完这个土地之后，老百姓无不叫好，为刘邦的土地政策欢呼，称他是改革先驱，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地主豪强批量涌现。汉武帝看威胁政权存在，便开始抑制豪强地主，强令豪强地主离开他的庄园，迁到别的地方，剥夺削弱他们的权利。但汉武帝之后，到了汉昭帝和汉宣帝，特别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就几乎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豪强地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便开始蓄养家丁，一个豪强地主养着几千人的武装，一个县令要处理豪强案犯，结果发现，豪强能够动用的力量比县令要多多少倍。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实际上已经宣布死亡了，只能眼睁睁的等着改朝换代。
大汉王朝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称为书呆子的王莽出现了。他尝试着彻底救一次大汉朝，他主政以后，一个重要手段叫土地收归国有。想的很美，但是可惜回天乏力，因为政权与豪强地主的勾结已经无法推行任何一项改革。他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甚至有了自己的武装，最后王莽只能以悲惨下场结束。再后来刘秀借着绿林赤眉起义，再杀一批豪强地主，但也不过仅仅维持了100多年，大汉王朝走向覆灭。
再后来的历史，几乎沿着大汉王朝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走过了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而王朝的覆灭，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土地问题又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五千年文明到了20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人物，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个人物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凭着“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起家革命，到建立新中国，终于制定了一套前空后绝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土地公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953年到1956年的改造，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土地一律归公。
土地归公，便把再富的权贵想兼并土地的可能念头打消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为重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土地革命。古代的任何帝王，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历史改朝换代最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找到了问题的根本。从此，新中国以来我们世代都吃着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我们今天可以动员国家资源，修建全世界第一的高铁、无与伦比的高速公路和各类基础设施。而美国这样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从芝加哥到华盛顿这样一段对我们来说不费力便可建成的高铁，他们至今连一公里也没有建成。为什么？因为他们土地私有，建成这段铁路，要跟数十个土地主签订合同。据说有三十万个资本家等着和你谈判，你说一亩地三十万美金，另一个四十万美金，还有一个一百万，最后只能一公里也不修不了。我们不是，一个红头文件下去，立即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土地归集体，极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土地问题是毛泽东主席对整个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贡献。当然今天在市场多元的状态下，豪强向权利的渗透，权利向豪强资本的寻租，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并且时时都在挑战着我们公有制的底线。有些人总是假以改革的旗号，为私有化摇旗呐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好，与西方接轨也罢，都是为了动摇我们公有制的社会根基。那些摇头晃脑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资本大亨，那些自封为泰山长老的豪强，那些靠开妓院出卖糖衣炮弹打垮共产党各级干部的资本大佬，不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向政治和权力渗透吗？他们办泰山会、开湖畔大学，结网成团，结党营私，干什么？就是要捍卫他们窃取的巨额利益。你以为他是为了老百姓吗？不，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推翻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所有制政策，摧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想来后怕，如果不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脱胎换骨的反腐败运动，我们今天将会是一个什么可怕的结局！
毛主席最清楚我们的国情和保持永不变色的根本，那就是公有制的基础绝不能改变。变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早在1965秋天，毛主席担心我们党内有人会拿土地问题做文章，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党内高级干部：“我们绝不能搞三自一包，绝不能走回头路，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把人民公社改了，可能近期收入会高一点，不出十年就会出现小官大贪，大官巨贪，甚至是无官不贪，到时候治理贪官腐败就无能为力，只能象征性的惩治腐败，腐败势力就会阳奉阴违，各自为政，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离心离德，会失去凝聚力，国外势力就会乘机侵入。到那时候我们千千万万的烈士鲜血就白流了，老百姓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如今留在《毛泽东年谱》中的这些话语，读起来依然如警世之钟。
196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懂，以为主席夸大其词，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主席的话就会觉得老人家极具远见卓识。看看现实，不断在印证着毛主席的警世恒言，也印证着毛主席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看如今，权力拥有者向经济领域和豪强的渗透，豪强们不顾一切地向政治领域的渗透，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恶劣程度。资本豪强们为了摧垮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使用了最为卑劣最为下流的手段，而我们的有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为了给权力寻租，已经放弃了人格尊严和礼仪廉耻，甚至连流氓的事情也可以不顾一切地干出来。
可以说，在毛主席去世48年之后，毛主席最为担心的问题正在威胁着我们国家安全和执政党的地位。历史的周期率又一次对我们提出了考验。最近关于资本下乡、关于某些人对农村土地兼并的狂热鼓吹，都在极大的考验着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和决断能力。从大历史角度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显得十二分的必要。我们当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