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7 10:04 分类：环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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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一直追随孙中山，被认为是当然的继承人，从而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登上了权力的顶峰。那时的蒋介石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还不是国民党一大中央执委委员。与汪精卫鼎足而立的是胡汉民、廖仲凯。
掌握军队的蒋介石，利用和创造机会的能力非常强。经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常务案、北伐、宁汉合流等等，纵横捭阖，十年后的1935年，蒋介石超过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是副总裁、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按既定程序，早上先去拜谒中山陵，然后回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开幕式之后，全体中委出来合影；合影之后回会场正式开会。就在合影完毕，委员们转身之际，记者中一个人越众而出，从大衣里掏出一柄左轮手枪，对着汪精卫“呯呯呯”连开三枪，一枪击中汪的手臂，一枪击中面颊，一枪从后背钻入胸骨旁。汪精卫立马倒在血泊之中。
枪声一响，委员连同警卫一哄而散。最可笑的是孔祥熙，倏地钻入汽车底下，事后却自己爬不出来，喝叫随从抬高车子，把他从车底拉出来，马褂的袖子撕成了两半。元老张静江腿脚不好，急切中从轮椅上蹦起来，倒在地上，大家一开始都以为中枪的是他呢。
也有两个勇敢的。一个叫张继，上去一把死死抱住了刺客。另一个人踏步向前，一脚踢飞了刺客手中的手枪。他叫张学良。
刺客名叫孙凤鸣，这是事后从他持有的“晨光通讯社”采访证上查到的。当时张学良站在第三排，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晚年回忆起这一幕，张学良由衷赞叹孙凤鸣“可以与荆轲刺秦齐名”，“他拿着这个手枪，手一点没颤，打得很准，一点没有犹豫，很沉着……”
张学良见张继抱住了刺客，出于本能冲下去，“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张继）就扑到他身上。”张学良踢掉孙凤鸣的手枪后，汪精卫的警卫冲上来，对着孙凤鸣开了两枪。孙凤鸣身受重伤，于第二天凌晨死去。张学良对这个侍卫很生气，“我怀疑这个人（汪的侍卫），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但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孙凤鸣来行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前服了烟泡，即使不受枪伤也问不出口供。但又反过来说，不管孙凤鸣是否心存必死之志，汪精卫自己的警卫绝对没有在孙凤鸣已经受制的情况下开枪。更何况当时国民党元老张继抱着孙凤鸣，难道就不怕误伤张继？
张学良最后一个回到铁栅门里，“我一进来，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她出来，跟我走个碰头……她看见汪精卫她就过去了，汪精卫就哭了，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这时陈璧君的反应让张学良大吃一惊。“这个女人啊，你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而她丈夫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她说你刚强点儿好不好？干革命的早晚就是这个结果！”
张学良如果听过阿庆嫂的唱词，这时一定会在心里唱出来：“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可以说，陈璧君的野心，成就了汪精卫，也害了汪精卫。几年后，1939年5月，汪精卫由日本人护送离开河内到达上海，日本人为了保密，叫汪精卫一行当晚住在船上，陈璧君则坚决要回上海的家，说你们不送我上岸，我就跳海游过去！在汪伪南京时期，汪精卫偶尔喝酒消遣，金雄白记载，“我曾经几度应邀往他私邸中同饭，汪夫人虽常避席，而汪氏劝饮频频，三杯落肚，又复谈笑娓娓，汪氏尚未尽兴，而陈璧君已姗姗而来，瞪着眼高唤一声‘四哥！’汪氏已知其意，吐一下舌头，踌躇停杯。”
曾读金庸先生《雪山飞狐》，书中人物各自叙说当年胡一刀与苗人凤的生死搏斗、生死相交，每人视角不同，却抽丝剥茧，慢慢导出真相，大呼过瘾。这里不妨就刺汪案来一个邯郸学步，既可以探幽寻微，也可以多角度了解现代史上的这些人物。
看了张学良的口述实录，再看看陈公博的回忆录里怎么说。
1921年7月，陈公博作为广东党小组推举的一大代表，来到上海参会。他没觉得这个会议有多重要，是顺便带着漂亮老婆去上海度蜜月的。会议开到半途，有密探来打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验丰富，立即让大家疏散。陈公博主动留下来，和房子的主人李汉俊应付租界巡警的搜查。脱险后他没有参加余下的南湖会议，因为他觉得会议中有着很多无谓的争论，所以他负气回家了。后来他退党，追随了汪精卫，成了汪的左膀右臂。
1935年时，他作为国民党中委参加了大会，合影时陈公博站在队列右边的末端。“摄影刚完，人便嘈杂的乱动，大家回身上石阶预备入会议室开预备会。……忽然听见连珠的枪响，我发梦也想不到有人开手枪。……一时参观摄影和参加典礼的人们，象潮水般涌出，又象波浪般分散。……我步上石阶，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朝着门外冲出来，额角有一块血迹。
“我上了石阶，铁栅已关闭，六七个警察露出了驳壳守卫着。我一入门首，汪先生斜睡在地上，面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全染透了鲜红血。汪夫人屈一只腿跪在汪先生的身旁，和汪先生把脉搏。蒋先生也屈了一条腿在汪先生的右边，把着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巳料到。’汪夫人很悲愤的，但还沉得住。”
陈璧君的话，文字上与张学良的回忆略有出入 。张学良承认只记得大概意思，陈公博写下这段文字是1939年，时间更接近案发之时，应该是准确的。他当时是来阻止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的，但汪精卫已成骑虎之势，哪里听得进陈的劝说？当时的陈公博还蜗居香港，既不能回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又不甘心去南京帮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进退两难，唯以文墨作消遣，写下了真实性相当高的回忆录：《苦笑录》。
周佛海也参加了一大，他是旅日支部的代表，他和毛主席作会议记录，还被选为副总书记。后来他自动退党。
1935年时，他任国民党民训部长，合影时“我站在汪先生左侧后面第二或第三排。当时新闻记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乱极了。……这时不知道是谁说：‘蒋先生还没有来。’随着吴铁城大声道：‘蒋先生不来照。’照毕之后，大家转身拾级而上，我行了两三步后，忽闻背后枪声一响，声音甚小，以为是放爆竹庆祝。但是接着枪声又起，形势大乱。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大衣的人，拿着枪向人丛中轰击，于是大家向铁栅门内急跑。……站在门内墙角隐身之处。这个时候，人声嘈杂，枪声大起。说时迟，那时快，忽见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满脸是血。当时惊魂未定，也没有去细看是谁。忽听见有人说：‘汪先生受伤了。’我仔细一看，原来倒在地下的，就是汪先生，已经身中数枪了。”
当时的周佛海，与汪精卫关系并不亲密，他被称为CC系十大干将之一，是紧跟蒋介石的。他与汪精卫走到一起，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凶焰盛极一时，一部分人悲观地认为中国必败，他们观点相近，形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要有周佛海、胡适、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汪精卫虽未到“俱乐部”与这些人交谈过，实则是这个“低调”的灵魂人物，向来悲观主义的他，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如《李宗仁回忆录》所记：“我（李宗仁）在上年（指1938年）十月抵京的翌日，便专程去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随着上海、南京的失陷，加上后来武汉、广州也被日军占领，国际通道被切断，更加重了他们的悲观气息，终于走上了以“和平运动”为名的叛国投降之路。
与陈公博的消极相比，周佛海大权在手，是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后来见日本失败的迹象日益明显，他又暗中与重庆联络，据说还是走的委员长路线。日本投降后，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周佛海也是死刑，但旋即获得特赦，1948年心脏病病死狱中。
如陈公博所述，当时在受伤的汪精卫身旁，一边是陈璧君，一边是蒋介石。据说陈璧君还说了一句令蒋介石下不了台的话：“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
蒋介石不是一个有急辩口才的人，甚至情急之下有点口吃，当场被陈璧君呛得满面通红，偏偏又不能回应。蒋介石回来之后，恼羞成怒，召来部下，要求立即查出真相。这时陈立夫冒着风险慨然承诺七天破案——当时陈立夫掌管着调查科，手下的第一组，组长徐恩曾，就是中统；戴笠是第二组的主任，后来发展为军统；第三组丁默邨，后来投靠日本人，成为上海滩令人闻声色变的76号“特工总部”的头头，电影《色戒》中的易先生易默成，原型就是丁默邨。不过当时初步查出，孙凤鸣是由“徐秘书”带进会场。而这个“徐秘书”被普遍认为是徐恩曾。徐恩曾乃是陈立夫部下，当时情急大喊：“我不是秘书处的。”
据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说，调查“首由孙凤鸣入党表上介绍人方面着手推究，凡与其直接及间接有关者，一一传讯，卒于镇江附近拘获其同谋者贺步光、张明英等人，承认刺汪不讳……”刺汪的原由，“始知谋刺汪者，为汪之小组织中份子，因汪登台后，置彼等生活于不顾，忿而出此。”
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与黄郛、蒋介石是“桃园三结义”的把兄弟。因为这层关系，陈立夫一直受到蒋关照和重用，他的立场必然是拥蒋反汪的。当然，蒋介石对陈家兄弟势力的壮大也有所顾忌。抗战八年，陈立夫当了七年教育部长。山河破碎之际，陈居然把教育办得很好，有能力、有功劳。不过他的优势也是别人不具备的，教育要拨款，找孔部长就是，谁会不买陈立夫的账？国民党败退后，反思责任，上上下下对“陈家党”有不少意见，陈立夫负气离开台湾去了美国。
作出是汪精卫的老部下行刺汪这个结论，对于陈立夫和蒋介石，无疑是“最优解”。他就循着孙凤鸣曾在十九路军当过排长，而十九路军几个大佬当初支持了陈公博发起的“改组派”这条路，坐实是汪的内部矛盾。真是一石几鸟，高明高明！想必当时陈璧君忙于抢救汪精卫的性命，无暇跟陈立夫扯皮。
蒋介石为何没出席合影，外界议论纷纷。不光是陈璧君会想到是出于蒋汪矛盾，其他人也难免这样推理，就连蒋自己，一开始也怀疑是手下先斩后奏。
蒋介石自己怎么说的呢？刺汪案发生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早起祷告静坐毕，八时前谒陵毕，见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到党部开六中全会之礼节亦纷乱如故，犹未改正，不胜悲愤……独回议场，不愿摄影，……而未及片刻，忽闻摄影场枪声连作，有人来报汪先生被刺，余即下楼见其已眠于地上，血流满面，彼犹以余两人之感情有否恢复，能否谅解，当时误会已定，心滋悲戚对泣无语。坐待其旁约一小时，医生始来，乃始敷药，车往医院而会仍未开。余乃入场催开会。”
陈立夫《成败之鉴》中的解释是：“（蒋）因从陵园返回党部，感觉精神欠佳，故未予参加。”另一说，是早上拜谒中山陵时，蒋最先到，其他人都不守时，使他很恼怒。蒋介石一生保持军人风纪，十分严肃。史迪威记载，同蒋吃饭，全程蒋一言不发，吃得部下战战兢兢汗流浃背。陈公博也说，同蒋吃饭是件辛苦事，干脆找理由拒绝。毛泽东则是另一种风格。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到：“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好一派魏晋名士“扪虱而谈”的风度！
第二天，蒋介石“会访汪伤三次，其凶手本晨巳时死去，因之内部疑心丛生，汪夫之具疑及组织新所为，闻殊为悲痛。党内之无精诚而猜疑如此之深，天地间诚无人生意义矣。”
汪先生伤身，蒋先生伤心。在蒋的严令之下，戴笠、徐恩曾破案都取得进展。从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里，可以大致了解破案过程：“戴笠连夜进行搜捕，找出一条代孙凤鸣领取大会记者入场证的线索，将当时在中央军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他亲自审讯后，立即带着这个人专车赶往上海，将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住的晨光通讯社编辑主任张裕（玉）华逮捕。中统局也找到了线索，在丹阳县将采访主任贺波（坡）光逮捕。只有社长华克之潜逃……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捕获。”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曾担任南京学联理事，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曾因反蒋行为遭拘禁，后又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活动。孙凤鸣是江苏铜山人，16岁随父闯关东，“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投奔了十九路军，先后担任排长、代理连长。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孙凤鸣不肯前往，遂离开了军队。他与华克之萍水相逢，痛感东北沦丧，河北被日本不断蚕食，遂对执政的蒋汪等人非常愤恨，决心“拼一死以诛元凶”，以唤醒国人。
经过密商后，他们和张玉华、陈惘之、李怀诚等人，于1934年11月成立了一家“晨光通讯社”作为掩护。多年之后，华克之回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说：“组织通讯社得通过关系，通关系得钱。我们是穷光蛋，没有钱。我们去求上海滩的江湖大侠王亚樵，是王亚樵把我们推荐给李济深的。李也在反蒋、组织抗日，他慷慨支持了我们。刺（蒋）汪的具体行动，我们没有向他汇报。”
“晨光通讯社”自称目标是刺杀蒋介石：“我们没有幕后，不受任何人指使。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蒋介石政府步步退让，凭着民族气节，我们认为蒋介石是反对日本侵略的绊脚石，必须把他搬掉。”
他们找了一把三号小左轮手枪，藏在照相机里面，带进了会场。合影的时候，蒋一直没出现，这才出手对二号人物汪精卫开了枪。
王亚樵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虽然被捕诸人不承认王亚樵知道此事，但这次孙凤鸣行刺，最终王亚樵还是被定为幕后主使。
华克之也曾希望得到我党的帮助：“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叫陈惘子（之）。我们曾请他向共产党领导汇报，拟争取支持。陈惘子转来的消息是，共产党领导人表示‘不支持暗杀’，希望我们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从此之后，我们便不再与共产党人联系。”
共产党不支持暗杀行动，是有思想理论基础的。中统局长徐恩曾在他的《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说：“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
最终以此结案，看起来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假扮记者就可以行刺，那安保工作形同虚设，想刺杀任意一个国民党高层都易如反掌，蒋介石没出现，另找一机会就是，何必仓促出手。国民党向来精于暗杀，竟然被人轻易直捣老巢，真是如同儿戏一般。记者身份不审查？说自己是记者就可以进去了？一个草台班子，伪装的通讯社居然拿到了采访证？进门不搜查？可以随意出入？
清末，金陵刺马一案，张文祥也是轻易突破重重警戒，来到马新贻身边，一击成功，最后定罪伏法。可看起来事有定论，却成为清朝四大奇案之首。65年后，汪精卫也在南京被刺，情节何其相似啊。难怪张学良觉得有人想杀人灭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