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场为奴隶制寻求赔偿的全球运动已经形成。”据英国《卫报》报道，非洲联盟（非盟）和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在11月16日举行的奴隶制赔偿问题峰会上，决定设立全球赔偿基金，寻求让西方国家为殖民剥削、奴隶贸易等“历史性大规模罪行”正式道歉并赔偿。近些年来，此前遭受殖民的国家要求西方作出赔偿的运动不断壮大。面对西方的虚伪，这些国家不断举行国际会议等活动为自己发声，同时抱团行动，以期获得更多关注以及更好的宣传效果。曾经饱受压迫的国家站出来大胆为自己发声，在这背后，既有它们维权意识的觉醒，也有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机遇。
非洲联盟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周四在加纳阿克拉发表讲话 图源 外媒
非盟与加共体形成“统一战线”，联手向西方施压
“现在是非洲获得赔偿的时候了！”11月1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奴隶制赔偿问题峰会上，主持会议的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控诉了奴隶贸易给非洲国家带来的灾难：非洲儿女的自由被控制并被卖为奴隶，英国等西方国家靠奴隶贸易“致富”，而“被奴役的非洲人自己却没有得到一分钱”。据英国《卫报》《非洲机密》等媒体报道，包括55个成员的非洲联盟（非盟）、包括15个成员和5个准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以及英国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非盟和加共体正在合作，组成非盟委员会副主席恩桑扎巴甘瓦所说的“统一战线”，联手向西方国家施压，敦促其为所犯的“历史性大规模罪行”付出代价，要求西方向此前被殖民的国家支付赔款。
“德国之声”称，阿克拉赔偿问题峰会的举行和会上全球赔偿基金的建立，是世界范围内不断壮大的索赔活动的一部分。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17日至18日，8年来的首次欧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对西方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持续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控诉。7月下旬，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国代表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举行为期4天的会议，呼吁前殖民国家为贩卖奴隶以及奴隶制对当今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赔偿。今年9月，加共体要求一些欧洲国家为在大约400年时间奴役1900万人的罪行道歉并赔偿33万亿美元。这些仅仅是今年举行的几次会议，而近些年来，此类会议并不少见。
非洲及拉美国家认为，前殖民国家不仅对殖民地民众进行了剥削，而且其殖民历史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纽约时报》援引圣卢西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爵士的话称，殖民主义破坏了被殖民国家几代人的经济，使得它们不仅需要偿还债务，还需要进行经济重建。2020年，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表示，由于奴隶贸易和“殖民后遗症”，加勒比现在是世界上负债最重的地区之一。据总部位于南非的非洲通讯社报道，在奴隶贸易结束一百多年后，世界各地的非洲人后裔仍面临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攻击。
非洲及拉美等地区此前被殖民的国家，其主要诉求包括前殖民国家对其殖民史进行道歉并赔偿。2014年，加共体发布了一项10点赔偿议程，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取消此前被殖民国家的债务、帮助后者发展教育、转让技术等。
在经济赔偿方面，许多研究人员试图估算出奴隶贸易给被殖民国家带来的损失。国际法院法官罗宾逊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美洲地区奴隶制赔偿的报告得出结论，全球奴隶贸易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高达13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奴隶贸易期间以及之后给被殖民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份被称为“战斗报告”的文件，在奴隶贸易赔款中，美国应赔26.8万亿美元，英国应赔24万亿美元，葡萄牙应赔21万亿美元。《纽约时报》去年8月曾报道称，加勒比国家赔偿组织呼吁欧洲各国政府支付500亿美元的赔款，而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些此前被殖民的国家提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牙买加要求英国赔偿106亿美元，这相当于英国购买奴隶的费用。布隆迪要求德国和比利时赔款430亿美元。布隆迪方面表示，这个数字是根据几十年来强迫劳动和殖民主义暴力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出来的。
“正义的时刻来到了”
据“德国之声”报道，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遭遇奴隶贸易，还有人估计这一数字为2000万或3000万。那些在残酷的航行中幸存下来的人，很多被卖到美洲地区，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辛苦劳作，为奴隶主赚取巨额利润。奴隶贸易由英国和葡萄牙主导，美国、西班牙等国也参与其中。
在上世纪非洲以及拉美国家纷纷独立后，就有要求西方对奴隶贸易进行赔偿的声音，但当时这些声音都未受到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表示，这是因为此前很多加勒比国家和非洲国家高度依赖欧美，在外援和经贸方面有较强的依附性，因此当时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提出赔偿要求，其在国际舆论中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有限，当时并没有形成有利的国际氛围，也没有给欧美带来强大的压力。
美国《美洲季刊》称，21世纪初，牙买加历史学教授谢泼德开始倡导前殖民国家对加勒比国家遭受的奴役进行赔偿，但是这个想法在欧洲和美国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年后，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政治人士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并越来越多地将其列入外交峰会的议程。
为何奴隶制索赔运动在近些年来不断壮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汉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原因有多个方面。从大的国际局势来说，这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以及美西方被自身操纵的国际舆论反噬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西方实力相对下滑，一些殖民时代的前宗主国在非洲“节节败退”，而发展中国家地位不断上升，“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近些年来，美西方频繁以人权议题为武器，大搞政治操弄。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不断营销使美西方自身遭到反噬：既然这么喜欢谈“人权”、说“民主”，那就谈一谈前殖民国家对非洲人民曾经犯下的罪行。
除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外，非洲以及拉美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也出现变化。马汉智表示，现在非洲各国追求独立自主发展，为了在文化上树立自信、找到支撑，它们需要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带来的影响。前殖民国家道歉有助于非洲国家治愈历史创伤，获得历史和文化自信。同时，当前非洲一些国家资金短缺、安全失控、经济停滞，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对非援助有所减少，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遥遥无期。非洲也希望通过索赔的方式倒逼发达国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支持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波认为，非洲和拉美国家要求西方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持续深入的觉醒。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经济结构中，它们开始持续反思。这种觉醒的意识在不断提升，反映了它们对这种不平等的世界进行批判、反对、渴望改变的趋势在不断增强。
“为什么不能是现在？”当被问及为何现在要求西方赔偿的声音日益增大这一问题时，尼日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协会主席奥维·拉克姆法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事实上，非洲国家要求西方赔偿一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多年来，非洲人因为过去的积贫积弱，根本没有力量向前殖民国家要求赔偿，但现在，正义的时刻来到了。
西方坚决不提“赔偿”
《纽约时报》称，此前遭受殖民的国家，其索赔历程经过了几代人的探索。奴隶制索赔运动出现的几个关键节点，包括：1993年举行的一次泛非会议将殖民赔款与向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发放的赔款进行了比较；2001年，联合国在南非举行反种族主义会议，这是各国政府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组织起来对抗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2013年，加共体设立赔偿委员会。
在国内外压力之下，一些欧美国家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奴隶主后代对其殖民史进行了道歉。一些欧美媒体报道称，道歉的国家包括比利时、荷兰、德国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圣公会分别承诺赔偿2000万英镑和1亿英镑，英国一些奴隶主后代也发声支持赔偿。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向此前被殖民的国家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援助，但坚称这些援助并非赔款。2021年，德国承认对前殖民地纳米比亚的赫雷罗族人和纳马族人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并承诺在30年内向纳米比亚支付11亿欧元的特别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与纳米比亚达成的协议并未提及“赔偿”或“补偿”。
现在，拉美以及非洲等地区国家向西方索赔，仍然面临多项挑战。一些西方法律学者认为，通过国际法追究前殖民国家的责任可能用处不大，原因很简单——殖民主义在当时并不违法。此外，英国和法国都有不少前殖民地，它们对任何可能在国际法或国内法上开创赔偿先例的举措都变得极其警惕。
马汉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非洲和拉美国家想要获得西方的奴隶制赔偿困难重重。首先，由于时间久远，奴隶贸易具体的肇事者和受害者难以确定，对奴隶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极其困难。其次，这段殖民历史是西方文明的黑暗面，曾遭受殖民的国家要求经济赔偿实质上也就是要求西方国家将其黑暗面公开化，而现在西方国家只想尽快甩掉历史包袱，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最后，由于奴隶贸易是很复杂的历史问题，赔偿本身可能使关于非洲历史的讨论进一步复杂化，甚至被国际舆论裹挟，这些风险带来的影响恐怕会超过赔偿本身。对发达国家来说，最现实的难题就是赔多少钱、怎么赔、多久赔完。对于法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来说，这是未知数，而且它们确实也赔不起。除了赔偿之外，非洲国家还想解决今天美西方在非洲大搞“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这恐怕也是欧美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孙岩峰表示，从这几年西方国家的表态来看，对于殖民问题，它们要么逃避责任，不承认殖民历史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灾难，要么认为这是历史问题，与现在无关，要么妄图通过一些所谓的经贸联系或所谓的发展援助抹杀此前被殖民国家的诉求和抱怨。总之，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虚伪，根本没有从实质上认清自己当年的罪行，更不愿意从实际行动上为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今年9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关注非裔获得补偿性正义的深度报告，敦促各国展现强有力的领导和政治意愿，解决奴役、贩奴贸易和殖民主义的长期后果。该报告强调，尽管对奴隶贸易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可能很复杂，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困难而否认基本法律义务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