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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红车的这次战略转变是中国型的，是由游击战向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 变。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革命战争的发展在各地区也不平衡。然而，当 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整编，组织红军进攻中心 城市。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当时出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 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要求，要把“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作 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据此，决定组织中心城市暴动，向各地红军下达了攻取以武汉 为中心的大中城市的作战任务，企图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战略。中 央还要求各地，在8月底前扩大50万红军，将根据地内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都集中到主 力红军中去。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地区红军在编成正规兵团的同时，于1930年6 月至9月，相继开展了进攻作战。红1军团根据中央关于夺取南吕、九江的指示，自闽西地 区出发北上，逼近南昌。但军团首长并未贸然强攻南昌、九江，而是依据敌情，隔江向南昌 鸣枪示威，尔后转至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做群众工作，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继 而以外线进攻战和速决战取得文家市战斗胜利。红3军团遵照中央关于“切断武长路”的指 示，从湘鄠赣边出击，先后攻占岳阳、长沙，但在优势之敌反扑下，旋又撤出。红1、红3 军团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再攻长沙没有奏效，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放弃进攻长沙战役， 取得吉安战斗胜利，接着开始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红2军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 共长江局的命令，进攻沙市，进逼武汉，主力渡江南进，星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也受到 不少损失，未达到战略目的。鄂豫皖地区红1军，在执行中央关于“切断京汉路，配合以城 市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任务中，出击豫南，使部队和苏区都受到很大损失。其他地区红 军，除赣东北等少数地区红军，由于没有贸然进攻敌人守备强固的中心城市，而未受到损失 外，右江、苏中、浙南、琼崖、川东以及蕲黄广等地区的红军，都因强攻中心城市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失，甚至失败。此外，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致使军事行动与苏区建设脱节， 也给苏区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结束了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就为红军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和比 后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过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秋，红军开始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
主的军事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持续不断的“围 剿”。红军进入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新的斗争阶段。各地红军从实际出发，制定 了正确的对敌斗争方针，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1930年11月到1932年6月间，连 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累计歼敌约20万人，缴获各种枪约11万枝，创造了以 弱胜强的奇迹。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余人，形成了主力红 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和一整套以积极防御为基本精神的红军作战 原则。
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1930年夏，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转变，这在人民军队 发展史上是第一次重大变革。红军的战略转变，包括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的改变，它引 起军队建设、作战原则和入们观念等一系列变化，而作战形式的改变是军事战略转变最基本 的内容和标志。
红军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主要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运动战，是正规 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其特 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向以运动战 为主，反映了红军战争由低级向高一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表现。同 时，这种正规战又是带有游击性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 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 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 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①在这里，有两种错误倾向应该反对，其一； 是“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其二，是“过 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与中国革命战争 实际情况相脱节的，都会给红军的发展造成危害。
红军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有它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实行运动战的首要条件，是要建立正规兵团。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加强了 对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领导，促进了各地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通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 剿”、“会剿”,红军作战能力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达7万多 入，地方武装有3万多入。红军数量的扩大和作战能力的提高，为编成正规兵团，实行运动 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行运动战的另一重要条件，是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苏区的发展壮 大，提供了上述条件。随着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分散于大江南北12个省的20多块小 块苏区，逐渐发展成为连接成片、比较巩固的若干苏区。苏区内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T 农政府和群众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 命热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支援红军。这就为红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提供了深厚
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
其次，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客观上为红军实现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利时机。 从1929年3月蒋桂战争开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以战争形式爆发出来。1930年 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阁锡山等派系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达 100万之众，战争历时半年之久，死伤兵员30多万。这就使反动势力大为削弱，南方各省 红军的压力得以减轻，革命战争的发展出现有利的时机。
此外，还与当时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改变相关。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 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平衡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错误判断了形势，于 1930年2月提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的总的政治路线，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火敌人主力”的任务。为了 完成上述任务，党中央决定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这种在出发点和目的上，具有 “左”倾冒险主义的规定和决定，在客观上又与红军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所必然出现的由游 击性而正规性的发展趋势相吻合，造成了对红军的军事战略转变，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给 以错误影响的一面。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促成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根据中 共中央确定的“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红军的 决议案，确定集中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以建设正规红军。此后，又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 编制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军编制及其组织系统 的统一和加强，客观上反映了红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次大会后，根据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各地红军先后集中整编，主力部 队组建为正规兵团，开始了以转换作战形式为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的战略转变。
红军整编最重要的结果，是建立了方面军、军团一级的兵团。同时，原有的军级及其以 下的单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赣南闽西苏区，建立了红1军团。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总前委与 中共闽西特委在汀州(今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4军与红6军(红3军)、红12军合 编组成红军第1军团(开始称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2 万入。同时成立中共红1军团前敌委员会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分别担任书记和主 席，统一领导赣南闽西苏区的建设和红军行动。
在湘鄂赣苏区，建立了红3军团。这一地区的红5、红8军以及新建立的湘鄂赣边红军 独立师(不久扩编为红16军)合编，组成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全军团共1.7万人。同时成立了中共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8月下句，红1军团与红3军团在湖南测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 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3军团，共约4万入。
在湘鄂西苏区，建立了红2军团。这一军团由当地的红4、红6军合编而成。贺龙任总 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1万人。
整编后的红军较大的部队还有；鄂豫皖苏区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 赣东北苏区的红10军，军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胡庭铨(后邵式平);广西右江苏区的红7 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广东东江的红11军、琼崖地区的红军独立师等部。各 地红军通过整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统一了指挥，提高了战术技术水 平，为实行运动战创造了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红车的这次战略转变是中国型的，是由游击战向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 变。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革命战争的发展在各地区也不平衡。然而，当 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整编，组织红军进攻中心 城市。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当时出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 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要求，要把“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作 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据此，决定组织中心城市暴动，向各地红军下达了攻取以武汉 为中心的大中城市的作战任务，企图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战略。中 央还要求各地，在8月底前扩大50万红军，将根据地内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都集中到主 力红军中去。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地区红军在编成正规兵团的同时，于1930年6 月至9月，相继开展了进攻作战。红1军团根据中央关于夺取南吕、九江的指示，自闽西地 区出发北上，逼近南昌。但军团首长并未贸然强攻南昌、九江，而是依据敌情，隔江向南昌 鸣枪示威，尔后转至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做群众工作，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继 而以外线进攻战和速决战取得文家市战斗胜利。红3军团遵照中央关于“切断武长路”的指 示，从湘鄠赣边出击，先后攻占岳阳、长沙，但在优势之敌反扑下，旋又撤出。红1、红3 军团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再攻长沙没有奏效，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放弃进攻长沙战役， 取得吉安战斗胜利，接着开始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红2军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 共长江局的命令，进攻沙市，进逼武汉，主力渡江南进，星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也受到 不少损失，未达到战略目的。鄂豫皖地区红1军，在执行中央关于“切断京汉路，配合以城 市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任务中，出击豫南，使部队和苏区都受到很大损失。其他地区红 军，除赣东北等少数地区红军，由于没有贸然进攻敌人守备强固的中心城市，而未受到损失 外，右江、苏中、浙南、琼崖、川东以及蕲黄广等地区的红军，都因强攻中心城市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失，甚至失败。此外，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致使军事行动与苏区建设脱节， 也给苏区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结束了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就为红军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和比 后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