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存在着异化变质、走向人民利益对立面的风险，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至迟到1956年，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异化？起码有四个方面理由：
一是哲学层面，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出发，批评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0】。
二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毛泽东认为意识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不能自动解决思想观念问题：“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11】。他将“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作了引申，用于表述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消除了由占有财产的不平等带来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仍旧存在着由分工、职业、地位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权力。
三是旧社会的残余不免对党产生影响：“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2】。
四是官僚体系内生的官僚主义。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形成官僚主义侵害群众利益，是事件的根源。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13】，毛泽东说，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的做法是，走群众路线，实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认为，同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相比，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其他的权利也会失去。“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14】。
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在基层单位中推动经济民主，让普通劳动者参与管理。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一长制”提出：“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是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时专门讲话强调民主集中制。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经济民制度，普通工人和农民对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政治上，毛泽东防止国家变质变异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实行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让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精简官僚机构，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等等。提倡“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提倡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情况，毛泽东的设计并未很好地实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色调。他的最后一首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
就是通过赞成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国家能力，减少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他反复强调，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还都不巩固，坚决要避免中国走向这条道路。
今天看来，毛泽东在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方面的探索，不能说完全找到了答案，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并建立一个成熟、完善、定型的制度，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是历史的遗憾。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形成的剧烈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也不同于苏联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阶层分化，中国努力缩小精英阶层和工农群众之间的差距，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些做法，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凝聚了人心，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起点，还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悲剧。这是毛泽东关于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思想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