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谈的是自1978年之后，又一次根本变革，涉及到国家未来决策和产业扶持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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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让我们先谈一谈基本方法论，从一个问题开始：什么是改革？
用一句话说：想办法改变现状、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更好的期望。
最关键的是找准本质问题。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当西方实现工业革命，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被动挨打的现状，希望改变被动挨打的现状，于是就开始了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改革。
但这个改革显然是失败的，因为只看到了西方武器更先进的表面问题，于是指导思想就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着只要购买、引进工厂和武器，就可以改变被动挨打的现状，重新成为强大的中央王朝。
但是结果呢？
开始轰轰烈烈，但很快陷入僵局，哪怕成就了亚洲第头水师，但仍然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从结果来看，显然病因没找准、方法也错了。
对比下日本，先不讨论方法是否正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日本选择是全盘西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甚至饮食等方面全面抛弃过往的一切，这其实有些过头了，也造成了现在的扭曲，但效果惊人。
不如意的现状，是由过去的一整套体系导致的结果，如果不去改变过去的体系，简单针对表面问题求解，不可能真正达成期望的结果。
匆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快速崛起，与过往的一切都被打碎有关，纵然代价非常沉重，但打碎了瓶瓶罐罐，可以重建底层体系，建立在这个更加有生命力的体系基础上，自然大为不同。
带着这个理解，换个角度回看1978年。
当时确定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压制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将方向集中在如何解决社会生产不足的实际问题上，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
比如以出口为导向，重视外资，彦业规划和基建也更倾向于满足出口需求，从现在看对我们利远大于弊，这种选择也就决定了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底层经济逻辑，改变过去的体制。
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朱总理改革，对内是通过加大宏观政策力度，通过分税制、发行中长期建设国债等稳定大盘，同时推动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价格等在内的市场化改革，从政府绝对主导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主导，拉动国内需求;对外则是扩大改革开放，以加入WTO等为抓手，推动国企、金融改革。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说改革，那就是改革体制，这也形成了惯性认知，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获很大，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工厂，成为了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TOP2。
这还是开头提到的，通过改变造成现状的底层，从而实现从现状到期望的跨越。
我们接下来期望的，绝不是第二，而是希望实现民族复兴，让十几亿中国人过上发达国家的好日子，那么以目前的底层架构，能够实现吗？
想想看，为什么奥巴马会说“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地球将无法承受。
是地球无法承受，还是美国无法承受、西方体系无法承受？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解读，会更加明白。
任何经济体系核心有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服务的对象是谁。前者与全人类有关，后者则由谁来主导决定。
既然是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自然服务于西方。我们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接受西方的产业分工，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也服务于西方、服务于西方资本确立的底层逻辑。就像地主和长工之间的关系，对于特别能干的长工，地主会给以好处，但长工得到的一定远小于地主，长工无论再怎么辛勤劳作，也无法成为地主。
表面看起来，我们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红红火火，顺差屡创新高，但国家层面一直说的是”中国大而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出口了海量的商品，付出了资源、劳动力、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成本，但得到的却很少。比如一部苹果手机，从生产上中国贡献了超过20%，但是利润分配才只占2%，更加典型的是，同样的商品，在中国卖的就是比国外贵。
原因很简单，这套体系服务的是西方，不是我们，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套体系能够容纳的极限。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我们渴望民族复兴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到底怎样才能跨越？
如果参考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1978年后改革开放，惯性思维是继续改我们的体制，继续学习西方，更加融入西方主导的这个体系，或者如某些人说的那样，不要让”友邦惊诧”，继续”韬光养晦”，能行吗？
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改革要在哪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