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的蔑称，一度令19世纪末的国人倍感耻辱。实际上，当时的大清帝国还有个被称为“西亚病夫”的“难兄难弟”。没错，它便是一度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奥斯曼土耳其。
不过话说回来，两个“病夫之国”在百年之后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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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新中国的建立，尽管经历了多次革命，但国家并未陷入严重的分裂，因此保住了绝大部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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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奥斯曼土耳其，在转型至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了，而同样羸弱的清朝却能摆脱这一厄运？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世纪末西方漫画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左）与清朝形象
苏莱曼一世（1494—1566）的武力征服，让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不过话说回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似乎自始至终都未能将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升级”为治国理政的才能，不仅该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树比较有限，统治阶层也从未做出“推行大一统”的举措。
其结果就是，该国的中心和边疆地区之间处在一种很松散的联系，整个国家也长期呈现着一种散装特质。
苏莱曼一世继位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版图
在国家的人事制度层面，苏丹尽管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帝国的政治与行政权力从未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家的常规政务，通常由以顾问和权臣组成的会议“底万”（进入十七世纪后更名为朴特）来处理；苏丹在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前之前，需要充分参考包括权臣和宗教领袖在内的上层人士的意见。
按照奥斯曼土耳其的基本法，由苏丹亲自任命、持有帝国印章的“大维齐尔”拥有着代表苏丹颁布法令与随时召集群臣共商国是的权力。到了十六世纪末，奥搜门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因此，大维齐尔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内景
在国家治理层面，奥斯曼土耳其一直采取着“因俗而治”的制度。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阿拉伯行省南部的广大地区，中央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原有的部落和村镇，直接由苏丹任命的桑贾克贝伊负责管理。
帝国在叙利亚与阿拉伯沙漠的疆界，在16—18世纪前期一直处于松散状态，中央在当地确立直接统治的努力总是不成功；外来部族的持续迁入，使得库尔德地区、约旦河东岸、也门以及北非等地长期处于无序与混乱状态。
巴尔干地区的鲁米利亚尽管被划入行省，但摩尔达维亚等公国被予以保留，中央一直以“属地”的形式进行管辖；征服埃及后，中央不仅将该地单列列为独立行省，还专门制定了《埃及法典》。
托卡比皇宫外观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央会推行这样的制度？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一旦中央过度干涉地方事务，当地的商贸等活动就会陷入停滞。
因此，地方政府普遍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限，最高长官也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能独立行事，即便违逆中央的意愿也不会承担太高的代价。
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密切，尤其是当国家局势陷入动荡后，地方的“独立倾向”也会变得愈演愈烈。
卡比皇宫内的帝王殿
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奥斯曼土耳其一直采用所谓的“米勒特”制度。
简单地说，居于帝国境内，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族群，只要在保证承认苏丹权威的前提下按时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且不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
另外，基于巩固这些地区统治的需要，中央政府通常会选用本地的宗教领袖和地方精英充当代理人进行管理。
进入17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势的日趋衰微，衍生的腐败蔓延以及政局不稳等不利情况相继出现，帝国境内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日趋激化，“米勒特”制度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等到了19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奥斯曼土耳其与现代世界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了。
托卡比皇宫内的圣迹之室
因为崇尚“武力可以解决一切”，身为帝国“主体民族”之一的土耳其人长期以来只对参军和入仕为官情有独钟，对商业、手工业、银行业等盈利性行业，既不上心也不熟悉。
一方面，尽管境内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有着营商传统，但是“不重商”的帝国统治者们，既没有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平台，也没有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更没有充分挖掘他们的商业潜力。
因此，该国阿拉伯人的商业思维，长期停留于传统的集市贸易和城乡交换层面，几乎不具备涉足到以工商业、银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当中的思辨能力。
古画中的阿拉伯商人形象
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银行、信贷等行业，基本由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族群所垄断。
比如当时知名的银行家，主要是精通欧洲多国语言，有财力，富有商业头脑与经验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帝国境内的金饰工艺以及珠宝行业，也基本被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垄断和把持。
另外，以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重要职能部门的核心岗位，也大多被这些非穆斯林族群的知识阶层所垄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非穆斯林”上层人士已经在财政、内务、教育和公共工程等部门担任要职。
中世纪穆斯林眼中的罗马人就是西欧人眼中的希腊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黑海、爱琴海、土耳其海峡与红海，但在占领这些港口与商业城市以后，统治者们将关税征收、市场管理等一些需要会计学、财务管理知识的部门一股脑地“外包”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从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自己的国库充分“开源”。
一言概之，帝国的统治者们既不懂广开财源，也不懂节约开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日渐空虚等不利情况的出现，只会是时间问题。
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号召少年为奥斯曼皇室与政府服务
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尽管不像亚历山大帝国那样迅速，也不像罗马帝国那般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热衷扩张”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底色”。对于它的东西方邻居们而言，只有将之彻底肢解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1）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之路
1299年，趁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分裂之际，奥斯曼一世（1258—1326）宣布独立并建立奥斯曼酋长国。
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这个酋长国家不仅将安纳托利亚地区据为己有，还重挫塞尔维亚王国，占据了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兵锋一度直抵匈牙利。
奥斯曼一世画像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1432—1481），奥斯曼土耳其进入兴盛期。1453年，他的大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因此，学界普遍将其视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真正缔造者”。
资料显示，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三十年间，他的军队先后灭亡了波斯尼亚王国，夺取了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了克里米亚，征服了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大部分地区。
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
塞里姆一世（1467—1520）即位后，奥斯曼军队又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以及叙利亚和埃及，使得国家延伸到红海以及北非境内。
在苏莱曼一世统治（1520—1566）时期，他不仅亲率大军征服了基督教重镇贝尔格莱德、罗得岛与匈牙利的大片领土，还在与波斯萨非王朝的战争中将大半个中东地区收入麾下，甚至一度攻克了重镇大不里士。另外，他的军队还将西至阿尔及利亚的北非大部地区纳入进了帝国版图。
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客厅大理石浅浮雕上的苏莱曼一世
巅峰时期的奥斯曼土耳其，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抵今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南抵苏丹与也门一带，领有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不仅掌握着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长达6个世纪之久，也是15—19世纪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最高盟主。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巅峰时期，奥斯曼军队也并非打遍天下无敌手。
他们曾三次围攻维也纳，但不仅均未得手还丢失了匈牙利；他们曾多次与波斯萨非王朝交手，但从未将对方彻底击垮；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与西班牙人就地中海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角逐，但从未完全夺得摩洛哥与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取得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
尤其在1697年被奥地利击败后，不得不在两年后与奥地利、荷兰、沙俄、波兰等国签订《卡洛维茨条约》，接受战胜国的惩罚条款。
在爆发于1697年9月的森塔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损兵折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如此钟情于扩大地盘？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对于帝国而言，对外扩张不仅可以赢得功名，更能得到巨额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无论是停止扩张，还是在对外战争中遭遇失利，都会让国家财政遇到严重危机，进而引发时局动荡。
匈牙利国王觐见苏莱曼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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