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大转移的角度来说，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危险。
2023年7月，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宣布升级日本和北约的伙伴关系，并发布了新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在联合声明中，岸田文雄称，他希望在北约增加与“印太”地区接触之际深化与北约的合作，且确认北约将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处。75年来，这个以防御“苏联入侵”为由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不断越界扩权，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近年来加速东进亚太。
郑永年教授认为，北约战略转向中国的背后是美国想要“重返亚太”，是遏制中国的又一尝试。美国大打认知战，在欧洲塑造所谓“中国威胁论”，挑动阵营对抗。美国还在亚洲将日本、菲律宾作为“代理人”以遏制中国。俄朝共同防御协议的签署更将进一步促进日韩与美国的联系。可以说，无论是地缘政治、常规战争和核威慑，亚洲的局势在迅速恶化。而如何应对如此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局，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01 世界大战的阴影重现
随着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动荡不安，这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新形式的冷战早已经在大国之间开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发生在哪里？
所谓的世界大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是相关国家制造的。但是，国家并非抽象，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尽管参与（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战争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决定战争与否的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相关国家的掌权者。
即使对决定战争的掌权者来说，战争并非毫无理由。自古至今，战争背后便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是利益驱动人们发动战争。
这方面，人们可以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从内部革命延伸到国际冲突。托克维尔认为，贫困不见得造就革命，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从贫困到富裕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了利益分配。国际冲突也具有同样的逻辑。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导致两种不公平：一是一国之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内部不公平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国家间的不公平则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欧洲的一战、二战便是欧洲高速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
有了这个结构性条件，形成战争的“导火索”则成为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客观的“导火索”，也会有人制造“导火索”。有人好战，有人不好战，但总体上看，当政治、外交和威胁等其它方式解决不了利益纠纷的时候，人们就会诉诸战争。好战的政治人物较之不好战的政治人物更倾向于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
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依然在进行，人们担心这些地区性冲突可能会演变成多国卷入的更大冲突。不过，大部分观察家并不认为这些地区会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同时，各种迹象表明，主要大国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引向亚洲，亚洲正在迅速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2022 年 9 月 12 日，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收复的领土上帮助一名受伤的战友（图源：美联社）
02 亚洲成为“火药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亚太地区注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道理很简单，这里具备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所有要素，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经济利益+美国+亚洲版“北约”+军事现代化+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正在成为亚洲战争的重要组织者，而美国策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亚洲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考虑到美国无法通过革命来消化其内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时，外部战争变得更具可能性（参见《美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至少自近代以来，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是两种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国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可能性。
为什么是亚洲？在论述亚洲之余美国（和西方）的重要性这方面，美国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这些论述无数次地被重复。美国外交界两位重量级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刚刚出版的著作《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实力的崛起》(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中对此作了最为直接的表述。在这两位外交家看来，亚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亚洲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据的“数据”和中国的崛起。亚洲拥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经济体中的三个，占全球40%的GDP，全球总出口量的41%和进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现役军人，前十大军事力量中的六个，九个拥核国家中的五个，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国家中的六个。但在他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持续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