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就可以自信起来了，再自信、从容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我住在中国，因为我感觉在这里更安全，这里的生活很方便，同时也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比其他地方更自由。”
“中外文化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消费观念有什么不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过去75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我们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在东方卫视9月3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一位已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加拿大友人丹尼尔·邓布里尔（Daniel Dumbrill）一起探讨、比较了中外的生活水平。
新中国75年，弹指一挥间，它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而震撼了世界，其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和规模举世罕见。不管我们今天还面临多少挑战，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
中国人的心气一般比较高，要么不比，要比就要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比。其实，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全世界各路专家天天都在进行中美方方面面的比较，从军事到科技，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生活水平等等。
就中国而言，随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推出，上千万普通的老外已经到访过中国，他们发出的短视频、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言，已经风靡海外互联网，正在使反华辱华的信息茧房不断破防。这种“自有海外大儒为我辩经”的感觉真好，这对我们国内的“公知”也是很好的教育。
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在华的美国人发的视频，他大声质疑“西方媒体为什么要隐藏关于中国的那么多事实”。他一口气列举了他看到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他承认自己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了。他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中国的：
“这里的街上没有流浪汉，外出时你感到十分安全；这里的地铁非常干净、非常便宜，花不到一美元就可以从城市的一头坐到另一头，如果你选择坐公交，还要便宜；这里没有毒品问题，不会有僵尸模样的瘾君子突然闯到你的边上；这里没有枪支暴力，中国的警察甚至不佩戴枪支呀……”他感叹在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
他搞不懂西方为什么要把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都隐藏起来。“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到底还隐藏了什么？”他提出这样的质疑。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是西方最害怕的，西方一神教传统使然，意识形态作怪。如果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为成功，那他们还用什么来忽悠这个世界，还用什么来推动颜色革命并洗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呢？
其实，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中国还面临许多挑战，有些挑战还十分棘手。但今天的中国，确实是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我们早该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一出国，就爱国”“一来华，就爱华”，这些都是大概率的事情。
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水平，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究竟怎么样？我这里提供一些国内外的官方数据，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中美人均预期寿命的比较，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美国。
回望75年前的1949年，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才35岁[1]，现在已超过了78岁，高于美国1至2岁。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从2020年开始超过美国的。根据《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8.2岁[2]；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同一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6.1岁，这也与美国新冠疫情防控溃败有关。
202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又有所提高，达到78.6岁[3]；我手头还没有美国2023年的数据，但美国202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5岁[4]。
总之，从最近连续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高于美国1至2岁已是不争的事实。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在这项指标上超过美国，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2022年9月30日，老人们在杭州市临安区河桥镇河桥村文化礼堂观看“柳溪暖阳”党员助老志愿服务队编排的节目（资料图：新华社）】
不久前我看到联合国人口司根据1950年以来的人口数据的推测，它预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要到2044年才会超过美国[5]——看来联合国人口司依据的数据模型要与时俱进呀！
鉴于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我们还可以对中美两个大国进行分板块的比较，比方说把同属各自发达板块的上海和纽约进行比较，把同属各自欠发达板块的新疆和密西西比（州）进行比较。2021年，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4.11岁[6]，纽约是80.7岁[7]，上海比纽约高4岁；2020年，新疆是74.42岁[8]，密西西比（州）是71.9岁[9]，新疆比密西西比（州）高2岁。
与人均预期寿命指标直接相关的，还有孕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两个重要指标。孕妇死亡率指妇女从妊娠到产后42天内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比例。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2023年，美国每10万名婴儿出生有19名孕妇死亡，所以美国的孕妇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十九[10]，而中国是十万分之十五点一[11]。婴儿死亡率指婴儿出生后不满周岁而死亡人数的比率，2022年美国为5.6‰[12]，中国是4.9‰[13]。换言之，中国这两个指标均好于美国。
当然，人均寿命还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均营养水平。营养水平的关键指标是人均蛋白质和蔬菜摄入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估，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和蔬菜消费量都超过了美国，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2021年，中国人日均蛋白质摄入量为124.92克，美国为124.33克[14]；中国人年均蔬菜的消费量更是美国的三倍多，中国为399.03公斤，美国为126.47公斤。一般认为中国人这种荤素搭配的膳食结构也是一种更加健康的膳食结构。
同样，与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比较，尽管它们还是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国的日均蛋白质摄入量2021年时就已大幅超过韩国和日本——韩国是108.31克，日本是91.99克[15]。
我们还可以看看今天中国人的住房面积。2020年，中国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大致是这样的情况：城市人均36.52平方米，乡镇人均42.29平方米，乡村人均46.80平方米，平均约42平米[16]，超越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们不少国人迄今还不自信，老说“不要比经济总量，要比就要比人均”，我刚才列的这些数据都是各国百姓十分关心的一些人均指标。至于人均GDP，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曾多次做过分析，比如GDP统计的标准不完全一样、一些国家的GDP中的水分实在太多了等等，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此外，跨国生活水平比较，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那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就是看你所有收入中，多少比例要花在“吃”上。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属于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较好的生活水平（英文是the good living standard），20-30%是富裕（英文是wealthy），这是国际组织定的一般通用标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28.8%，所以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富裕；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2.3%，按照国际标准，属于较好的生活水平[17]。
当然，平均的统计方法总有缺陷，有人高于这个标准，有人低于这个标准。但在国际比较中，平均数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和判断意义，它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和外国的整体情况，避免犯“个案绑架整体”等一叶障目的错误。
网上有人断章取义编造谣言，说“张维为讲过‘中国的贫困户有地还有房子，三菜一汤，比其他国家强太多’”。大概是六七年前我讲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和发展中国家比较的话，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这些年我去了国内的一些贫困县，我看到的贫困比你在非洲、印度、巴西、孟加拉国看到的贫困完全不一样。我到贵州一个贫困户的家，他有地有房子，吃饭三个菜一个汤，他每天都这么吃的。他说‘就是没有钱’，因为那里没有工业，没有制造业。”
我做学问的座右铭是“实事求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进行国际比较从来都是分类进行的。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期节目，在2019年1月播出，在这期节目中，我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与西方国家比较，得出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同样，与美国进行比较，我也把美国分成发达板块、欠发达板块，然后进行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板块之间的比较。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形成对中国、对美国，乃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把握；有了这种整体把握，就能“不为浮云遮望眼”，真正形成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
至于造谣污蔑断章取义的人，他们越这样做，越证明我们的成功。这些人太恐惧中国崛起的真相了，太恐惧中国模式的成功了，太害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这些真相了。让这些人继续颤抖下去吧！
最后，还有一组数据，那就是中国家庭汽车的普及情况。
至2023年，中国城镇家庭的汽车普及率已经达到55.9%，农村家庭汽车普及率达到40%，这些指标已接近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关键是对于多数中国家庭而言，汽车已不再是奢侈品，大家根据自己出行的需要，该买就买，不买就不买。这些都是过去十来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2023年，中国的汽车产量高达三千万辆，超过美国、德国、日本之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遥遥领先，占世界产量、销量的近70%左右[18]。另外，电池、电机、整车等全产业链都在中国。此外，国产汽车品牌的销量已经占到60%左右[19]。
上面我用了不少数据来叙述中国人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傲人成就。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的基本观点是：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可以自信起来了。我有个哲学判断，叫做“先肯定，再改进”：我们可以先充分肯定自己的成绩，再自信、从容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了香山论坛，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军界、学界人士交流，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不太平，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有无数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务必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心存感激，务必对替我们负重前行的所有人心存感激。这种感激之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源泉，它能激励我们更好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对中国的期盼。这也是我的国庆感言吧！
如果你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看法与实际感受到的不相符时，你会怎样？
如果你追求那些所谓优渥生活的先决条件，即使这些对你日常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微乎其微，那又该如何？
大家好，我叫丹尼尔·邓布里尔，来自加拿大，自2008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中国。今天，我将和大家谈谈我对生活在中国与生活在西方的印象。
张教授在研究中国生活水平这个话题时，更多是采取了数据驱动的方法；而我将更多地从个人经历和具体事例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现如今，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其优势与劣势、长处与短处、好与不好的方面，不过想必你也能猜到，我在中国生活了16年，那么关于在中国的生活，我肯定有很多喜欢的地方。为了节省时间并直接切入主题，我将集中讲讲我喜欢中国的哪些方面。不过这样做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对自己的国家太过于严苛、批判，所以我再次强调：每个国家都各有利弊。
如果要我概括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和印象，我会用“安全”、“便利”、“不断进步”、“充满机遇”和“响应迅速”这样的词。
生活在中国，很方便。日常用品价格不贵，而且很快就能送货上门。公共交通也在不断进步，无论是特定城市新增的地铁线路，还是横跨城市两端的新建数公里长的地下通道，亦或是如今总里程已经超过40000公里、而我刚来时几乎还不存在的高速铁路，都让人印象深刻。在我的家乡，要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光是扩建现有的地铁线路、增加几个站点就得花上几十年，更不用说建造全新的线路了。
【2024年9月13日，复兴号试验列车行驶在龙龙高铁梅龙段叶屋特大桥上（资料图：新华社）】】
中国很安全。我很放心让我的孩子独自跨越城镇去见朋友，或者让他们自己打车。我经常不锁车门，自行车也不锁，就停在家门口。这些都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只有当家乡的人提醒我他们对自己的财物或孩子的安全需要多么小心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安逸。
继续谈安全感这个话题，最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比如我在开车时，看到路上的警察再也不必感到紧张了。在西方，有很多滥用职权的警察，他们常常找机会挑人毛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我在这里（中国）从未见过如此有针对性或小题大做的警察。
这里（中国）的政府也会非常迅速地响应民众的需求。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质量。
一个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打瞌睡，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他当时过度劳累，但他也知道，如果驶入服务区休息，即使能找到停车位，第二天也会因为在高速公路收费区域停留过长时间而被额外收费。
那起事故之后，许多人对这些政策表示不满，因为这些政策迫使人们做出冒险选择，结果让道路上的每个人都处于危险境地。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建成，这些服务区都设有大型停车场，专供大型卡车停放，以便司机休息。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的超时收费政策也变得更加弹性灵活，只要出示服务区的收据就可以免除。
【图为成德南高速公路金堂服务区“暖心之家”（资料图：新华社）】
还有很多其它政策的例子，这些政策或许在最初可能被人们接受，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或不满情绪的加剧，政府也做出了调整。
在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这里（中国）的政府如此积极响应其民众需求，而不仅仅是出于服务人民的意愿时，我常常认为，与西方许多政府相比，中国的政府更有责任感。
当你发现西方的政府不履行承诺、成效甚微、发动战争，或者监管下的警察越权行事、日益军事化时，人们能够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之后他们就可以把所有旧问题归咎于前任政府。有时，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表面的“压力释放阀”，尤其是当你看到新政府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让你同样失望时，导致你在短期承诺的政府之间来回切换，陷入无休止的推卸责任和分裂的循环。
在中国，没有其他人可以责怪，他们没有说“哦，那是前政府的错”的借口。这是一个高度负责的体系，明确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
我住在中国，因为我感觉在这里更安全，这里的生活很方便，这里不断改善，这里有很多机遇，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反应很迅速，规律性地做出重大政策改变以造福大众。同时也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比其他地方更自由。
最后，我想鼓励海外观众以超越刻板印象、西方新闻和口号的目光来看中国。想想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意义的自由、安全和进步到底是什么样子。
主持人：张老师的演讲，带着大家回顾了这75年来新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身处当下，虽然会面临一些挑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当下这样的生活环境足以让我们获得一种很大的成就感。丹尼尔刚才在演讲当中也“做了一些比较”，我们一直说，很多感受其实是来自于比较，比如说国外的儿童安全问题、怎么跟警察互动的问题，你其实没有特别地展开。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比如说在国外，如果孩子出门玩的话，你们担忧的点在哪里？
丹尼尔·邓布里尔：当您的孩子外出时，这不仅仅是安全问题，成为犯罪受害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美国，这种情况比在加拿大更糟糕。此外还有西方存在的各种影响，比如毒品文化，或是与犯罪团伙纠缠在一起等。我见过一些拥有良好育儿技能的父母，他们非常关心、关注自己的孩子，但即使这样，他们有时也会失去孩子，他们的孩子也会受到这些影响。
中国有其自身的挑战，但当你看看西方存在的各种挑战和影响时，会发现后者的风险和后果更糟糕。如果让孩子们卷入那里可接触到的任何事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与警察的关系，可能是一种恐惧和麻烦的混合。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说明这有多荒唐。
在我搬到中国之前，我有一次在多伦多北部开车，错过了右侧的高速公路入口。于是我想在交通信号灯处先左转，因为那里有专用的左转车道，我打算转入那条小路，找个安全的地方掉头。结果我一左转，就加入了12辆车的队伍，大家都在等着被警察开罚单。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说：“你在限制时间（the restricted time）内掉头。”我问：“我怎么知道？”他们说：“那里有个标志。”这让我感到很困扰。
第二天，在我收到罚单后，我回去查看真的有那个标志吗？结果发现标志确实在，但完全歪曲了形状，唯一能看到它的方法就是坐在下面仰望。而这些开罚单的警察，那一天可能开出了数百张罚单，却没有想到去交叉口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错误——他们寻求的是从不良行为中创造机会，而不是纠正不良行为。
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重庆，有几天你的车牌号会被限制行驶过市中心的桥。我犯了错误，在错误的日子通过了桥，结果收到了1或2分的罚单。不过，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在自己的手机上观看一些安全视频，以此来抵消这些罚分。
主持人：我们经常说“日用而不觉”、“久而不觉其香”，你看丹尼尔说到儿童的问题，不光光说儿童会成为罪案的受害者，还担心他出去玩就学坏了。
张维为：对。实际上现在对于孩子的教育，无论是欧洲还是加拿大、美国——当然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就是担心吸毒，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毒品无处不在。
至于跟警察的关系，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你在美国学驾驶就知道了，他们一定要教你遇到警察后该怎么办。他们有时是在很认真地执法，当然，你说这是“骚扰”也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一旦警察叫你停下来，你就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千万不要摸口袋、不要摸包。因为美国警察的“裁量权”非常大，他可以叫你举手、给你戴手铐，甚至可以开枪。
不过有时候严格地执法也有其魅力，我到现在都保留一张我在瑞士开车时吃的罚单。有一次我开车经过瑞士的一个小镇，时速超了1公里，结果就收到了一张罚单，罚120瑞士法郎，当时大概等于1000元人民币。有了这段经历后，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我们说“人民的警察”，这是对的，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同时也要让执法有充分的权威。
主持人：我再问一下丹尼尔先生，您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除了您刚才说的便利、安全、自由等等，还有什么其他感觉特别想分享？
丹尼尔·邓布里尔：这很有趣，因为我认为尽管我在中国生活并享受着这里的生活，但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体的洗脑，我仍然会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尽管我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相反的情况，这充分显示了西方宣传的力量。比如污染等，我认为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在不断改善。正如我先前所说，最显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交通，比如高铁，谁能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情景，而现在，中国已有超过40000公里的高铁，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
主持人：丹尼尔先生刚才分享的这段也很有意思，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16年时间，他自己都有前后比较。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直在往前走，很少会往后看，比如说我们习惯了当下这样的一种公共环境，常常淡忘了10年、20年前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回过头看才发现，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丹尼尔·邓布里尔：是的，我认为如果你生活在这里，体验到这些发展，可能会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应有的变化程度。需要一个外部的人，他几乎见证了所有的变化，才能说：“不，其实这不是正常的。这里的变化速度真的很惊人。”
主持人：我们要着眼于未来，未来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人均要提高，覆盖率要更大，要让更多现在还没有足够获得感的朋友有更好的获得感。张老师，您觉得我们还有哪些要去做？
张维为：实际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比方说我们大学的工作，现在不少文科毕业生就业难，遇到的挑战还是蛮大的，找好的工作很不容易。当然，它的背后是整个教育结构的问题，就是很多专业，实际上社会市场上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宏观上来讲，我们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很多职业消失，当然也可能带来很多新的职业。不论怎样，这个调整的过程会带来一些痛苦，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
主持人：对，在很多领域进行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可能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感受到压力，这也是一个客观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压力当中，你要看到力量，不要被这种压力所压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张维为：就是抓住主流。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去年是5.2%，比西方七国集团加在一起还要多，而增长率意味着机遇。这几天中国经济面的好消息还在增加，机会永远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的。
主持人：我们同样问一下丹尼尔先生，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你看到的是什么？
丹尼尔·邓布里尔：每个国家显然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挑战。我觉得有趣的对比是，中国一直在不断地“重塑自己”——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合适的说法——它在不断成长、变化和适应，人们也随之变化。而在加拿大或类似地方，产业更趋于稳定，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
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很快会面临一个大惊喜，因为显然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各种新事物的引入，无论你身在何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我认为中国在适应这些变化方面会更有优势，因为他们一直在不断地适应。
张维为：对，我时不时讲一个观点，即“自助者天助之”，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奋斗，理论上连老天爷都会来帮助你。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这所谓的“天”就是你周边的人，你的同事、上级、友人、朋友都会说“哎呀，这是个好孩子，一定要帮助他。”真这么回事，“自助者天助之”，我信这个东西。
观众：丹尼尔先生，您好。您在2008年的时候就来到深圳生活了，也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在深圳工作生活，时常跟我讨论有关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压力问题。想问一下您，您是否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另外，中外文化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消费观念有什么不同？
丹尼尔·邓布里尔：我在深圳生活了14年，所以我可以谈谈那里的挑战。我认为至今仍然存在的大挑战之一是，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在深圳安家，他们的孩子在深圳出生，然而许多人根本不敢梦想拥有深圳的房产，这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
有些人会选择买在更远的地方，如惠州，购买房产作为投资，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惠州很多地方的房产空置，没人居住。也许这个问题最终会自然解决，人们会搬进去，形成一个可行的经济和生活环境。因为在中国，确实有其他所谓的“鬼城”被重新赋予了生机。
因此，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我认为需要解决。不过，在西方年轻人的生活里，无法在城市中负担得起住房，也是一种常态。
另外，我知道所有的外来务工家庭最终都能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但我确实看到它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有些挑战与海外的情况相似，有些则是中国特有的。这些是我所做的一些观察。
主持人：丹尼尔先生特别说到，这些年它其实一直有发展，就比如户口，可能以前对于很多青年朋友来说，想要在一个新的大城市落户会有难度，但现在，比如说像上海“五个新城”的建设，它对许多年轻人是张开怀抱的，在这里落户的门槛比以前要低得多。因为大家欢迎人才来，欢迎年轻人来，所以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张维为：你仔细看上海，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有很多地方的房价正处于价格洼地，是可以考虑的，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丹尼尔·邓布里尔：重庆也可以考虑。我注意到重庆与深圳之间的一个区别——在重庆，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职业，他们实际上拥有自己的房产的比例会比深圳的高。
不知为何，重庆的房价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暴涨，但这座城市非常迷人。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为重庆做广告，但我认为这是我选择搬到重庆的原因之一，这里的生活感觉更平衡。
观众：我近期关注到日本出现了“大米荒”，导致大米的价格上升，给消费者也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稳定价格。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们中国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的中国政府又会如何解决呢？
张维为：对于日本的“大米荒”，我了解到，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影响，如地震、台风等等导致一些欠收。除此之外，日本官方也有很多说法，其实都是辩护，像什么“外国游客太多了，吃了我们的米”，这辩解是很荒谬的。实际上我觉得恐怕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是7月26日拍摄的日本连锁超市Maruetsu白金台店货架上的大米（资料图：新华社）】
日本政府实际上是有粮食储备的，但同时日本国内有很强大的农协，这农协要进行所谓“保护农民利益”——某种意义上它是希望米价高一点的，所以它跟政府在博弈。而政府觉得，缺米的情况下米价可以适当高点，等这个季节一过，又有粮食了，那么粮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此，政府就没有采取行动。
在中国，我估计政府不会这样做。要是出现像日本那样，商店里大概70%、80%的大米都被抢购一空，只剩下非常贵的的情况，那么中国政府肯定会动用储备粮。我们是民本主义导向的，会比日本做得好很多。
丹尼尔·邓布里尔：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因为许多国家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时，有一些规定会要求它们拆解其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比如仓库等，这导致它们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饥荒。
它们被要求这样做，是为了迎合西方大国的经济体系，而整个过程使得它们更加依赖外部国家。因此，这显然是中国需要关注的事情，确保它们不会过于依赖某些可能会切断它们供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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