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共有100位外国专家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上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陈省身，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
早在90年代就来到中国，当今中国数学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基本都是他指导出来的。
比如威尔纳·格里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在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
现在几乎所有的常规潜艇，装的都是武汉柴油机厂的发动机。
再比如乌克兰航空动力专家瓦西里·津琴科，这可是位重量级的角色，AN124以及世界上独一份的AN225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的。
来到中国后，参与了D30发动机国产化和涡扇18发动机的研发工作。
如今中国能有运20A、轰6K/N这样的国之重器，瓦西里·津琴科功不可没。
总之，从军工行业的井喷式爆发，到乡间田野沉甸甸的稻穗，再到实验室里的科技突破。
在国计民生相关的多个行业和领域里、都有着外国专家活跃的身影。
目前，有超过10000名外国专家正在中国从事研究，其中华裔1000多人，欧美的数百人，而日本的最多，达到了8000多人！
搞得日本产经新闻还酸溜溜地写了一篇报道《中国抢购日本科学家引发技术外流担忧》。
很多人可能感觉有点奇怪，咱们听到的中国专家跑到国外去研究的事情比较多，怎么现在这么多外国专家往中国跑了？
其实吧，主要是外国的科研环境恶化得太严重了。
1 政治正确的恶果
我们以小米公司的丹尼尔·波维为例来说吧。
提起丹尼尔·波维，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提起小米的小爱同学，可能所有人都听说过。
事实上，小爱同学，用的就是波维开发的语音识别技术。
而且，不仅小爱同学，不管是苹果公司的Siri，还是阿里集团的天猫精灵，以及亚马逊的Alexa，用的技术都是波维开发的Kaldi系统。
可以这么讲，丹尼尔·波维是语音识别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
然而就这样一个大牛人，竟然放弃了在美国的百万年薪，来到了中国。
为啥？
因为偌大一个美国，已经容不下波维了。
丹尼尔·波维出生于圣地亚哥，从小就有天才称号，一进入大学就开始研究语音识别，师从著名语音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马克·利普斯教授，一口气读到博士。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了美国的IBM研究院，负责计算机语音识别的工作。
但是因为IBM的守旧，让他觉得语音识别在IBM很难受到重视，于是就跳到微软研究院。
也就是在这里，他提出了“隐马尔科夫模型”的概念，该模型已成为语音识别领域的基础模型之一。
而且波维还首次将深度学习应用于语音识别领域，提出了“深度语音识别”的技术，取得了超过传统方法的准确率，这一系统名叫Kaldi。
然而这个时候，他和微软的矛盾产生了，他希望能进一步完善Kaldi系统，而微软只想快点挣钱。
不得已，2012年，波维再度辞职，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的副教授。
他以为在大学里面可以专心研究，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处的巴尔的摩市，黑人比例很高，而美国的环境大家也很清楚，警方看待黑人，其实和看待犯罪分子没什么两样。
2019年美国就发生了1930起针对黑人的袭击以及语言歧视案件，美国警方将其归纳为“种族主义仇恨犯罪”。
这种事情，被民主党利用上了。
两党制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是争夺大多数民心的游戏，谁能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谁就能赢。
可是慢慢地，民主党发现了一个bug。
讨好选民太费劲了，选民们既要又要，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满足？
相比而言，制造新选民，制造铁杆票仓，控制媒体制造信息茧房，似乎更简单一些。
所以，民主党开放非法移民（新选民），制造铁杆票仓（黑人+LGBT），把美国搞的乌烟瘴气，而民主党可以趁机浑水摸鱼拿选票。
偏偏，民主党搞的这些事，都是政治正确，非常符合白左群体价值观，在天真的大学生群体中很有市场。
所以大学里面是政治正确最严重的地方。
于是，2019年4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意警方校园内设立警察局，并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签署培训合约。
然后学生们就不干了，发起了抗议游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是种族主义的表现。
本来吧，这种抗议非常正常，但谁想到，学生们越玩越来劲，看到学校不妥协，就把学校的科研楼给封了！
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就别想上课了！
这一下子就麻烦了，因为波维用于语音识别研究的语音语言处理中心机房，就在科研楼里面。
波维是个技术宅男，责任心很强，谁都不能阻拦他搞研究。
于是举了个牌子“让我回去工作”去和学生们对线，但一点用也没有。
最后，波维忍无可忍，带着钳子跑到科研楼，把学生们上的锁给拧掉了，拿走了自己的服务器。
但是这样一来，学生们炸了，学生可不管你进楼是干啥，反正你破坏学生们的行动，你就是种族歧视的支持者！
于是，波维莫名其妙就多了个“种族歧视”的大帽子。
然后校园网上针对波维的网暴开始纷至沓来，还有社会上诸多人物也开始给学校写信，抗议波维。
结果学校扛不住压力，对波维进行了“行政休假”，不让他再研究了。
波维本来以为，等这事过去了，该怎样还是怎样，但万万没想到，4个月过去，他等来的不是返岗通知，而是一份解聘书。
罪名嘛，是莫须有的“危害学生安全”。
波维很不满，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介绍了前因后果，痛斥学校的软弱和不作为，但没用。
还好，Facebook向波维伸出了橄榄枝，波维也有意向去Facebook工作。
但是呢？Facebook的骚操作也来了。
因为有人把波维可能入职Facebook的事情上了网，于是各种抗议信件如雪片一样飞向了Facebook。
结果Facebook的立场也变了，之前还十分热情的HR却反而支支吾吾起来，最后提出了个条件，要求波维先道歉，再入职。
波维自然无法接受，老子就是取回了自己的服务器，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
于是Facebook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先入职，但有6个月考察期，看看社会影响，再确定能否转正。
波维怒了，没有你们这样欺负人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于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想去中国公司或高校任职，因为“中国人没有美国式政治正确，与中国人相处更加轻松”。
最终，丹尼尔·波维选择与小米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就这样因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意外收获了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牛。
其实吧，政治正确恶化科研环境的事情，不只有美国有，欧洲其实也很严重。
比如，2022年，德国“马普所”的顶级脑科学专家洛戈塞蒂斯宣布带领自己的7人科学团队前往中国，加入中国科学院。
“马普所”全称“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地位相当于德国的中科院，这里聚集了全德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共培养出了38名诺奖得主。
洛戈塞蒂斯是所里的顶级脑科学科学家，带着一个8人小团队，进行脑科学相关研究和试验。
但是呢？研究脑科学，你不能用人脑来做实验吧？只能用猴子。
但是，德国的绿党不干了。
咱们都知道，绿党在德国有很大势力，德国基民盟都不得不倚靠绿党来实现组阁。
绿党就是一帮激进环保主义者组成的白左政党，不谈发展不谈民生，环保和动保就是他们的议题。
所以，针对马普所拿猴子做实验的事情，绿党非常不满。
甚至还有个激进的绿党成员，偷偷混进了实验室，拍摄到了洛戈塞蒂斯用电极刺激猴子的大脑，导致猴子呕吐的视频。
视频一曝光，整个德国的动保人士全炸了。
他们组织了十几个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人权组织，围攻了“马普所”，把“杀人凶手”洛戈塞蒂斯抓出来批斗了一番，还把它告上法庭。
法院的官司前前后后打了整整五年，最终法院最终宣判：
洛戈塞蒂斯的研究属于科学范围，他本人无罪，但用猴子实验是非常不道德的，从此以后德国禁止再用猴子做任何实验。
至此，洛戈塞蒂斯在德国的名声算是臭了。
“马普所”害怕环保组织找茬，也不敢再给他资金支持，而且因为不让用猴子做实验，洛戈塞蒂斯的研究也没法进行下去了。
洛戈塞蒂斯觉得，这种连基础研究都不允许的地方，已经不值得自己再待下去了。
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了中国，组建了“国际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一下子将中国脑神经科学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
你看，波维和洛戈塞蒂斯来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条件多好么？
其实也不尽然，但中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政治正确影响正常科研，对科学家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完美的科研乐土了。
2 科研政策的祸根
当然，在中国来投奔的欧美专家，还是少数，毕竟大部分欧美人对中国还是有刻板印象的。
相比来说，日本人来中国的可就多了。
比如前文提到的日本产经新闻关于日本科学家来中国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不少案例。
比如，藤岛昭。
藤岛昭是什么人？
是欧洲科学院院士、东京大学特别大学荣誉教授、东京理科大学第9任校长、光催化剂反应的发现者！
早在1976年，藤岛昭携手其导师本多健一，将二氧化钛与铂金属巧妙融合，随后将这份混合物投入水中，接下来的一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只需给予充足的光照，无需任何电力介入，这池水竟奇迹般地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这一突破性发现堪称史无前例，这就是“藤岛本多效应”，第一例光催化剂的研究成果。
光催化剂这个东西，成本低，见效快，相比传统催化剂，有非常大的优势。
不仅可以用于工业生产，而且还可以反过来使用，比如光触媒，轻轻一喷，阳光一照，就可以除去家具的甲醛等等。
除此之外，光催化在建筑、农学、医疗方面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结果呢？
就这样一个“光催化之父”，却在2021年的8月30日离开了日本，入驻了上海理工大学。
而且不仅自己来了中国，而且把自己所带的30人的团队都打包带到了上海理工大学！
除了藤岛昭，还有龟冈弘务。
此人本是东北大学教授，来到中国后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中心的组长，在上海联合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还有高畑勋，曾经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现在来到了浙江大学，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还有上田多门，是日本土木结构的大宗师，现在在深圳大学做教授。
为什么这么多日本科研人才，都要要来中国呢？
说起来，这个和日本的科研政策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算是发达国家，但是其底子相对欧美来说还是比较薄的。
所以，日本的的科研经费，也是有限的。
那么为了尽快追上欧美，日本出台了一个“选择集中”计划。
什么叫“选择集中”呢？
这是一个管理学术语，通过将资源集中在公司当前擅长或认为未来应该擅长的业务和领域来获得竞争优势。
说白了就是将资金投入到收益快的项目当中，其他项目收益慢的就直接被砍掉。
日本政府在学术界搞“选择集中”，无非就是想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尽量保证重点项目，推动特定的科技领域和机构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这跟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相似之处。
日本人这么搞，初衷是好的。但问题在于，这对那些没有列为“重点项目”的科学家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
为啥？因为谁来做这个“集中”的评判工作？
政府官员不懂学术，显然是不行的，那么最后往往就是几个科研圈的大佬坐在一起一商量，就把科研项目给“集中”了。
这样一来，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里，而其他的机构则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这么搞不仅限制了边缘领域的发展，断送了很多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成功之路。
更坏的在于，大大打击了年轻人搞科研的积极性。
原因很简单，一个年轻人在面对研究和工作的时候，也是会核算收益的。
如果判断自己从事这个研究，很可能被“选择”掉，拿不到资金扶持，那还不如去工作呢！
所以日本年轻人愿意从事研究的也就越来越少。
而且，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不可能被计划的。
很多科研成果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你花了很多资金的研究项目。
最后研究不出来结果，那这样一来，钱不就是百花了么？
所以相比来说，中国的“广撒网”式科研投入模式，才更为吸引人。
在中国，科技部门只管拨款，而研究方向除了个别领域之外，其他的都放权给科研单位，这就创造了一个允许自由研究的环境。
哪怕是年轻的科学家，只要有能力，也有机会拿到科研项目和科研资金。
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3万亿元，达33357.1亿元，比上年增长8.4%。
结果就是各个领域都有余力去做一些探索，总能出成果的概率也就越来越大了。
不止一个日本专家来了中国之后，都在感叹，老子一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上文提到的土木大神上田多门就说，“研究环境非常好，拥有日本大学买不到的先进设备……无论是在研究设备上，还是在一些课题的研究成果上，中国已经领先于日本。”
有了充裕的资金支持，热心钻研技术的学者，才能真正心无旁骛地去做研究工作，这是日本现有科研制度下，怎么也做不到的。
3 科研方向带来的偏差
美国为什么是科研强国？很多人都能从各种角度分析出原因。
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美国的科研模式，是“资本驱动型”，而不是中国的“行政驱动型”。
其实说起来，美国的科研模式，其实一开始也是“行政驱动型”。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对苏联压力，成立了ARPA（高等研究计划局），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
DARPA的出现，改写了美国科研的历史。因为与其说其像个政府机构，不如说它像个投资基金。
DARPA下设六个办公室，分别负责生物与计算机技术、电子与芯片技术、协调研发与军方需求等工作。
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值得投资的科研项目，然后砸几亿美元下去。
DARPA的成果非常丰硕。
诞生十年后，美国国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就翻了三倍，美国的科技层出不穷。
现在的互联网、光纤、通讯技术、高分子材料等等改变世界的发明，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科研成果。
但是呢？到了70年代，美国人发现，这种政府投入效率好像有点低啊！
为啥？因为根据政策，政府出钱的研究成果，所有权归政府，这样一来，研究机构得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没动力。
企业想把研究成果商业化，就要经历繁文缛节的审批，也非常麻烦。
结果就是，美国政府拥有超过30000件专利，但其中只有5%被商业化。
那这不就相当于钱白花了吗？
于是，一个影响整个美国科研体系的法案诞生了：《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诞生于70年代，那个时候越战刚刚结束，石油危机肆虐，通货膨胀、失业率猛增，美国曾经骄傲的汽车和电子产业也被崛起的日本打得节节败退。
所以，美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提振凋敝的经济。
为此，伯奇·拜赫和鲍勃·杜尔两位议员联合提出了《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的核心一共四条：
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而企业自主研究产生的成果，则由企业所有；
二是专利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
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
四是政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拜杜法案》出台之后，所有关联方都成了利益享有方，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积极性大大增加了！
对大学来说，政府出钱搞研究，研究成果是自己的，自己能卖给企业赚钱，赚来的钱还能自己用，不用分给政府，简直太爽了！
而对企业来说，自己出钱搞研究，只要搞出研究成果，无论是自己开发商品还是卖钱，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简直太划算了！
说白了，《拜杜法案》的核心理念是以产、学、研的协作，让大学可以保留发明的所有权，企业也可以将发明商业化来获得利益，以此来激励基础科技创新研发，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复苏。
于是，美国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运用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
据统计，《拜杜法案》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初创公司。
至此，美国科研路线的“资本驱动型”模式，正式形成。
目前，美国的科研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是政府，包括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
根据各自的职能宗旨和任务目标，对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类型的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予以支持。
比如仅在2017年，美国政府通过国立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能源部（DOE），总的研究和开发经费为496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等。
第二是企业，一般是大公司或者私人基金会投资一些专业实验室开展研究。
比如阿斯利康，在波士顿BioHub研究中心成立的阿斯利康孵化器，为入选的生物医学研究初创公司提供实验室和指导，每年的研究资金高达百亿美元。
还有杜邦公司，拥有一个被称为“stdupont”的秘密实验室，专门研究业界的前沿科技，每年的科研资金同样高达几十亿美元。
两个资金源头相叠加，每年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科研投入，最终才打造了美国这种科研帝国。
但是呢？这种模式就一定完美吗？
未必。
资本投入型科研，好处在于可以激发主动性，但缺点也存在，那就是资本的逐利性。
咱们假设，如果你是大学（科研机构），在向政府申请科研项目资金的时候，是优先申报那种快出成果而且能马上卖给企业的科研项目呢？
还是申报一些投入高、见效慢的基础科研项目呢？
咱们再假设，如果你是投资的私营企业，你是愿意投入一投就是十几年不见效果的科研项目呢？
还是愿意投入那些出成果后马上能推出产品的科研项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