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公元初，基督教和佛教在欧洲和亚洲并行兴起且对古代欧洲和亚洲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造成古代欧洲和亚洲地区竞争力优势的西东对置。研究这段以千年为刻度的欧亚地区竞争力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总结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益的。

天下所有能成为“问题”的宗教多不关乎学理而是关乎政治。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这就是说，国家并不是用来欣赏和把玩的思辨理趣，而是被用来保障人民生死存亡的公器。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力，仅作为文化权利存在的宗教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宗教问鼎国家权力或试图在国家之外另立政治中心，其政治后果都会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福祉；严重的话，还会造成国家和地区长时段的大分裂和大动乱。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说：“患，人之中不一者也。”用通俗些的话表述就是：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个思想贯穿本书，是理解全书主题的红线。

与古罗马时代的版图相比，罗马之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碎片化的结果，可归因于欧洲长达千余年愈演愈烈的政教二元对立和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10月24日）签订后又以主权的名义合法化：此前欧洲许多国家名义上还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与中国战国时代各王国名义上还隶属于周王朝的形势相似，其间的王国冲突也多集中在同一宗法权内部，这时“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这种集中在同一宗法权内的王国各自有了不容侵犯的主权，这样以前的宗法权内部的王国冲突以及宗法权间的冲突就成了难以调和的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因合法而更加固化了的国家间对立的恶果。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十分伤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