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拉萨，刚下牦牛。
旧西藏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作为一个人群还存活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中国近现代革命有别于绝大多数革命的最大一个特征就是拒绝人身消灭，而是着重消灭阶级属性，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铁拳针对的是阶级，而不是人身。
类似于西藏的农奴主阶级，内地的地主阶级也是阶级属性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其本人和大量后人并没有被肉体消灭，中国地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溥仪也安然活到了寿终正寝，其存在本身彻底堵死了一切所谓的“满遗”的嘴：大清亡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溥仪受审坐牢的时候你咋不去勤王呢？他骨头棒子敲得鼓响了你想起“复辟”，你装什么大头蒜？
这种方式很显然远远优于老毛子干脆把沙皇一家子给毙了，尼古拉一家人拉出去打靶，结果现在眼看着都要肉身成圣了；爱新觉罗一家该坐牢坐牢该特赦特赦，你给他扶神龛上也供不起来。
西藏旧贵族处理方法也是一样，剥去神圣不可侵犯的外皮，爱死哪儿死哪儿去。
在讨论民族、宗教地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陷入缠夹不清的境地，搞不清楚民族叙事、宗教叙事和阶级叙事的关系，夹杂在一起说，当然你就说不明白。汉族这种世俗地区只有民族叙事和阶级叙事的矛盾，要好说清楚一些，藏区还要添加一个宗教叙事，这就超出很多人的理解力上限了。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民族叙事方面，少数民族自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自尊心。这一切当然都源自于其生存环境与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你没去过那个环境，用你自己的环境去臆想是肯定要出问题的。比如当年西藏和平解放，有汉族军队干部看到藏民极少吃蔬菜导致维生素缺乏，严重营养不良，于是简单粗暴的强迫藏民吃蔬菜，被藏民给告到了领导那儿，说这个汉族干部“强迫他们吃草，把他们当牛马”。他没那个生活习惯，以前也意识不到问题，出于尊重民族自尊心的前提，要做好工作肯定先要完成扫盲，完成义务教育，最终才能去解决问题。
后来全西藏人民部分藏汉嚼维生素片嚼到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现在藏族小妹儿减肥的时候嚼生菜叶子那叫一个猛，甩开腮帮子就是一个炫，就不可能再把蔬菜当成“草”。
宗教叙事方面，政教合一政体的特征，就在于宗教偶像插手现实政治和行政管理。为了维持政教合一统治，势必要将神权和政权融合，最简单的融合方式莫过于肉身统一。因此旧西藏贵族占据神权位置再自然不过了，宗教改革更是任重道远，急是急不来的。
现实做法是将宗教神权与世俗管理剥离，这是符合历史阶段的现实做法，在做不到完全规避宗教神权危害的历史阶段，先让神权无法干涉世俗，是更稳妥的做法。
神权干涉世俗只能靠严防死守，西藏地方执政管理现实做法是让神权与世俗的冲突彻底碎片化，借用现代技术的压倒性优势与绝对领先地位，使得神权只能蜷缩在最基层，无法连片、成型，更无法结成利益联盟。比如说“村村通”、“新农村”这种系统性的基础设施普及建设，神权本身不占有、也无法预测，自然就没法干涉。一步慢步步慢，当神权回过神来企图去干涉的时候，已经开始“普九”、“扶贫攻坚”了，神权自然就在这种“赶不上趟”的焦虑中彻底失去根基。
等大家都读上了大学，刷上了抖音，去内地工作的时候，晚了。
阶级叙事方面，疾风骤雨的斗争只是一个方面，是第一步，真正起到效果的还是后续的阶级演化。全国革命胜利的余威，掀翻一个阶级轻而易举，搞一场运动式的阶级斗争知识普及也是可以做到的，最夸张的时候能够让某个阶级表面上彻底销声匿迹。
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没有改变，阶级一样会死灰复燃。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川藏铁路建设突进，西藏在经济上彻底融入全国经济结构已经成了定局，那么其阶级演化也必然随着全国一起动。
当前西藏的阶级叙事你很容易发现：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并不成为阶级分野。最直观的例子是跟内地一样，保姆、清洁工、司机、侍应生这些所谓“伺候人”的职业，也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已，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我在西藏接触过不少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你要说财富差距确实存在，但他绝不会认为“是你的人”，像港澳台、印度那种一眼可见的阶级分层固化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最贫困的保姆，也绝不会在人格和法律上低人一等，反而始终不会放弃“出人头地”的想法，实际上也有切实可行的途径。
我认识一个旅游景点附近开洗车场的藏族家庭，态度非常热情谦和，你去他家停车洗车，女主人先是递上一杯热茶，然后向你收停车费，再问你要不要顺便洗个车，加收30元。我跟她聊了一会儿，她大儿子负责照看牛群，提起来就深恶痛绝的样子，臭骂自己儿子不读书；二儿子在广州当医生，提起就一脸的自豪，一切辛劳都一扫而空。
从她家身上就能看出旧西藏贵族去了哪儿：
彻底消亡了。
无论这些贵族的后裔如何蹦跶，无论老和尚本人如何蹦跶，也改变不了任何现实。这个阶级消亡了，通过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一举剥离了神权偶像与世俗管理，解决了宗教叙事和阶级叙事的问题。剩下的民族叙事就好办了，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事实上承受了西方文化最大最严重最主要的冲击，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存续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缓冲”。
过程是这样的：
自1840年开始，汉族文化地区是西方殖民的主要对象，也是文化入侵的主要对象，但汉族文化自有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没有那么容易垮掉，从而为逐步适应、逐渐吸纳创造了条件，让我们有了至少几十年的时间去翻译科技文献、进行社会改革、改良文化传统。而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积极参与了汉族领导的抵抗运动，一方面也暂时躲过了劈头盖脸的文化入侵，并在中央集权政府的领导下免于彻底沦陷。
正面例子是当前中国境内存续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字、语言、传统和栖息地都得到了完整保留；
反面例子就是韩国、日本、越南。这些国家体量过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完成文化转型，结果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根基，连语言文字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你要是明白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已经有高达数千种语言、文字已经彻底消失，就能明白当前国内少数民族文化保留得有多么完整。在极其惨烈的文化灭绝中，不得不称为一种奇迹。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新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旧西藏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彻底消亡，从民族叙事、宗教叙事和阶级叙事上都彻底灭亡了。于民族无功、于宗教无权、于阶级无根。
当然了，这些人的后裔肯定会有不甘心，也肯定会有少数不明所以的人跑去跟风，这个无法避免，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那么聪明吧？
说一点题外话。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什么共同点？
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民族、文化、历史、经济、现实国力差异巨大，是什么让这五个国家成为了地球事实上的话事人？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共同点吧，不可能完全是随机的吧？德国、印度、日本、意大利也挺强的，为什么不是他们？二战战胜国，仅仅是个表象，这个问题最终还是会递归为“为什么是这五个国家成为二战战胜国？”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人文与从事写作工作的人，势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形成习惯去总结规律，没有规律，无从发挥，更无法写出新的东西来。是什么规律导致中、美、俄、英、法，在二战乃至于20世纪前半叶脱颖而出的？
是革命。
五大常任理事国都完成过自发革命，即发端于自己内部、不依赖外部输入，不被别人的革命浪潮裹挟，完全自己内部成逻辑、成体系的完成整个革命过程。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以及其后以“光荣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完成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完成以独立运动为代表的反殖民主义革命；
俄罗斯，完成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
中国的革命历程最为艰难曲折，很难用一次革命去代表，而只能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代表的八次革命形成一个逻辑体系，串联起维新运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知道这时候有人要扯“革命输入论”，请务必记得历史书上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句话深刻诠释了，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革命就已经开始很久了，已经有了规模庞大、久经考验的革命队伍，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了，只不过马列主义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成功的希望。这是个“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其所迫”的过程，因此中国的革命也是自发的、成逻辑的、成体系的。
这五次自发革命，彻底改变了“五常”的社会结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将这五个国家抬上了地球“话事人”的地位。没有完成过自发革命的国家，无论其人口多么庞大、经济如何发达、军事如何强悍，都无法在综合国力上做到“独当一面、独霸一方”。印度、日本至今未能完成革命，天皇跟婆罗门不答应；德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驱使之下完成的革命，德皇要到一战才倒台。其他盛极一时的帝国也都未能完成自发革命，要么分崩离析，要么问题缠身，怎么可能当话事人呢？
提及这个“题外话”，其实也是在印证旧西藏贵族的去向：灭亡。
你不能因为西藏的革命是和平解放之后进行的，就说它“不彻底”；更不能因为贵族的后裔都还好好活着，就说它“未完成”，实际上旧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是一次相当 彻底的革命，彻底埋葬了一个阶级和一段历史，并牢牢地钉上了钉子。
想翻案，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