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贫瘠之地，长于黄土之上，家中世代务农，父母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自我记事起，便知家中艰难，三间土屋，几亩薄田，春种秋收，勉强糊口。我是长子，自幼便知肩上担子沉重，父母盼我出息，弟妹靠我扶持，幼时，我曾赤脚走在田埂上，看父母弯腰插秧，汗滴入土，那时我便暗自发誓，定要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如今回想，这出人头地四字，竟成了我半生执念，也成了我堕落的开端…
我仍能清晰记得家里那方土炕的温度。冬夜里，母亲把三个孩子搂在怀中，炕头塞满晒干的玉米秸，灶膛余烬透过砖缝映红我们的脚趾。父亲总在此时摸黑补锄头，铁器撞击声混着远处野狗嚎叫，成了我最初的安眠曲。犹记得6岁的时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年迈的爷爷用枯枝在泥地上教我写“人”字。那日暴雨突至，泥水漫过爷爷的旧胶鞋，他把我顶在肩头往家跑，嘴里念叨：“这‘人’字一撇一捺，原是互相撑着才能立的住的。”硕大的雨点砸在爷爷花白鬓角上，我攥着爷爷那补丁摞补丁的衣领，忽然看清他脖子上被麻绳勒出的紫痕，那是上午担子刚挑过两筐粪肥所留下来的。
在我12岁那年，二妹高烧不退，我摸黑走了二十里山路去县城抓药，一路跌跌撞撞，总算是见到了县城的灯光。药店老板拿给我一提兜的药时，我盯着他拇指上的翡翠扳指出神，那抹绿光比夜里村后面乱葬岗中的萤火更加灼人。“小崽子看什么看？拿了药还不快点走？”他啐道，甩过来的药包混着唾沫星子溅在了我的赤脚上。那夜，背回的药救活了妹妹，却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怨恨的种子：原来这世上的好东西，都长在别人的指缝里。
18岁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晚，父亲蹲在门槛边抽完了整整三袋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在烧着那些被我们吃掉的种粮。天还没亮，他就扛着半袋黄豆进城，可回来时却少了两颗门牙…后来我才知道，那半袋黄豆被粮站克扣，父亲争辩时挨了打。他咧着漏风的嘴笑道：“值当！城里人牙口金贵，换了我娃四年墨水钱。”
大学期间，宿舍里的日光灯管刺得我流泪，城里的同学谈论着“托福”“雅思”，那些词像有着魔力一样，把他们裹进我走不进的结界。我开始在图书馆熬夜，用馊馒头配免费的开水，只为省下八毛钱的车费，直到某夜晕倒在书架间，辅导员送来贫困补助金。我攥着薄薄的钞票躲在厕所里痛哭，这不是钱，是烙铁，在掌心烫出了“贫穷”二字。
第一笔工资到账后，我买了整只烧鸡回家，母亲却盯着我锃亮的皮鞋发抖：“儿啊，你这鞋底咋个不沾泥巴了？”那晚，母亲执意让我换上旧布鞋下地，月光下，我的影子在地垄沟里碎成千万片，怎么也拼不回那个赤脚背药的少年。当上某局某科长的第二年，我收到了一个雕花木盒。打开时，里面金条的反光在办公室墙上仿佛劈出了道裂痕，好像当年药店老板扳指上的绿光。送礼的人凑近我的耳边低语道：“您老家那几间土屋该翻新了。”那夜，我蜷在城里家中的真皮沙发上，仿佛听见金条在盒子里咯咯直笑，笑着笑着，就变成父亲补锄头的叮当声。
从那之后，我越来越喜欢结交朋友，也信奉“朋友多了路好走”的处事观念。而由于我所在的位置，不断有新的朋友一路相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各种身份的都有，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什么人都把“哥”对我喊起，吃饭时主位永远都是给我留起，我说的话始终都有人听从、有人照做，自己不可自拔地沉迷在这种众星捧月的虚无状态。
但一帮朋友究竟因何走到一起，我却从未思考过、探究过，或者说，我明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却始终不愿正视面对。当开始有人唤我“某局”时，酒桌上的茅台浇灭了煤油灯的记忆，我给父母盖起了三层小楼，却在他们搬进新居那日发现，父亲总把痰盂摆在客厅正中——他仍记着土屋里灶台的位置。爷爷走的那年，全县的干部来了近一半，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花圈和丰厚的“奠仪”。看着从村头停到村尾的各色轿车，村里人人都夸我有出息，都说我爷爷有福分，看到了长孙出人头地，成为了村里的骄傲，走的没有遗憾。
弟妹们陆续进城找我，让我帮一把。二妹和三弟相继承包了某工程之后，家庭聚餐时的话题也从之前的“努力”“拼搏”，变成“返点”“回扣”。某个深夜，三弟醉醺醺的往我公文包塞银行卡：“哥，当年你背回的药苦，可现在的钱甜。”我想起12岁那夜背回的药，突然冲到洗手间干呕，却吐不出卡在喉头的陈年苦味。
某某年，我成为了某地的“一把手”，所有重大事项，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养成了我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凡是有可能捞好处的事情，都必须按我的意见办，不允许班子成员提不同意见，提了也不采纳。而对于围在我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我觉得是亲友圈、范围窄，帮他们也是在帮自家人，说不定哪天家里有什么事也可让他们帮忙，于是“顺理成章”的产生了“外人拒之，熟人笑纳”的心态。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得知检举信出现的那天，我赶忙在办公室里供了尊观音像。可是，点燃的檀香盖不住抽屉里的铜臭味，菩萨眉眼慈悲，却让我想起老槐树下的爷爷。有一次我收完某老板的“心意”之后，鬼使神差的独自开车回到了村里，看着家里那村中独树一帜的三层小楼，内心仿佛被狠狠的掐了一下…
母亲临终前曾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当年挑粪磨出的老茧里，她反复念叨：“麦子熟透时最易倒伏…”葬礼那日，暴雨倾盆，我跪在泥里看纸钱打旋，忽然明白：原来所有馈赠都标着价码，金条换走了父亲的烟袋，茅台冲淡了妹妹的药香，而我在某个清晨醒来，镜中人已变成当年药店老板的模样。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依旧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找到了我，一双冰冷的手铐，铐在了那双曾经捡拾过麦穗，后来却无所不贪的手上…
我被带走后，二妹和三弟也先后被捕，在一连串的噩耗之下，本已年迈多病的父亲再也经受不住打击，在凄凉无助中去世…只是这一次村里再也没有了盛大的葬礼，只有村民们的指指点点和讥讽怒骂。一家皆毁，全族尽没，这，或许就是报应吧…如今隔着铁窗，我总盯着放风场角落的野草看，它们从水泥缝里挣出来，多像当年田埂上的狗尾草。某个中秋之夜，月光透过铁栏在地上写了个“人”字，我下意识用脚去遮，却想起这双脚早穿不回布鞋，就像我再也撑不起那个需要互相扶持的“人”字。
昨夜，我梦见村头的老槐树又开满白花，树下站着穿补丁衣裳的自己。他递来半块烤红薯，眼神清亮如星：“哥，回吧，麦子该收了。”我伸手时惊觉掌纹里嵌满金粉，怎么搓也搓不掉…晨光刺眼时，牢房墙上的刻痕又多一道，那是我给自己种的墓碑，每一道都在问：当荣耀成了囚衣，所谓的出人头地，究竟是谁的头颅应当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