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了大学好友去吃海南鸡饭，我和助理先到，本来想四处先走动走动，突然发现人开始多起来，店员跟我说里面空调位要排队咯，我问外面这张桌子呢？外面不用排，我当机立断马上先坐了下来。
点了鸡饭，炒河粉，龙眼水，芦荟水满满一桌，店员说你朋友到了跟我说我们一次性上菜，我说好的。
只是过了五分钟，眼看着排队人越来越多，店员就跑来问你朋友啥时候到啊？我突然意识到网络上一些抱怨服务态度不好是咋回事儿了，这些新加坡没变过，做生意只争朝夕，台子不能空，和国内能无限宠溺消费者完全不同。
我决定抓紧上菜，我和助理先开吃，文强迟到了也没关系，反正那么熟。
还好上第一个菜时文强到了，十几年没见多几道纹，戴副眼镜，永远留着点小胡子拉碴，典型的技术男。
问他最近在哪高就？他还是不改当年和我青春激荡的沟通模式，先高屋建瓴说逆全球化，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无限外包了，于是十年前也开始搞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云云，他就在政府的IT部门负责一个技术小组，什么ai数据云云。
不过文强最牛逼的是生了五个女儿，五朵金花，老大已经医学院毕业了。
文强的技术我一贯佩服，框架和底层能力很强，多年前自己创业可惜耗尽积蓄，没想到能养得起五个孩子。
他说新加坡养孩子小学中学就还好，主要是大学学费贵，大女儿二女儿大学已经供完了。
买了个五房式组屋，差不多也是新加坡最大的组屋，两个孩子一间，其中最小的孩子和印尼佣人一起住。
我说这么挤，孩子是不是会争闹，文强说当然啦，不过姐妹关系总体还是很好。他和太太已经交代两个女儿，爸爸妈妈拼命帮你们付学费，以后妹妹的学费你们也是要出的。
我心里想，亏好是妹妹不是弟弟，亏好是在新加坡，不然一定会被喷父权封建伏弟魔。
其实在他身上，在不少早年来新的留学生身上，时间似乎是凝固的，他们有体面的工作，有固定的社会圈子，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们身边没有太多中国新贵的朋友，也就自然不会有过多的焦虑。
不过文强还是最近辞职了，他还是有少年感，他想做AI方面的创业。某种程度他也意识到他是温水中的那只青蛙，只要有机会还是想跳出来。
大家都承认新加坡下面产业空心化严重，主要是靠上端的金融业，但金字塔根基不稳，何去何从？
靠持续的创新，这是晚上去拜访教授时他告诉我的。教授是我最早的投资人，是新加坡科技教父，是科技局ASTAR的创始执行主席。
那什么是创新呢？或者研发和创新有什么区别？研发是投钱获得知识，而创新是反过来用知识赚钱。
教授不古板，不僵化，他已经七十多了，自己这几年半退休状态还创办了三家公司，包括最新的公司是做钠离子电池的，这家公司的电芯是从中国拿，但产品研发和东南亚市场就靠自己搞。
不过现在新加坡并不好融资，很多新东西落地也不容易。教授说，现在很多事都要靠私人企业先做，做到有一定结果，政府才可能进来支持鼓励。
我心里想，这里面的难点在于，过去是欧美有科技，新加坡做代理，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为此，李光耀强迫南洋大学关门，把社会变成了一个英语精英系国家。
现在是中国崛起，很多科技类产品都是中国遥遥领先，指望新加坡科技彻底投向中国，英文精英是一定抵触的，而且社会也没有共识。
晚上教授和太太请我去新加坡知名的半岛高尔夫酒店吃饭，这是一个会员俱乐部，大众点评都搜不到。
看起来新加坡这十多年变化很大，其实也都是圈层式的，老钱和新贵各有各的生活。
坐出租车，和司机聊起比亚迪在新加坡的售卖热潮。说因为新加坡政府补贴了4万新币，所以大家就买疯了。
我就不合时宜的说，你看新加坡政府多聪明，比亚迪在中国卖的那么便宜，到新加坡加上税费已经翻了好几倍价格了，结果政府给大家“补贴”个四万新币，让你们都感恩戴德。
一个成熟体系到了最后，政府和既得利益者倾向于不做不错，收税即可，毕竟做先驱的代价很大，一不小心就会被拍死在沙滩上。
只有外部力量的进入和冲击才可能推陈出新，真正改变一个社会的原动力，这恐怕就是我们一直俗称的外求不如内求吧。
文强说他创业已经不求融资，看看能不能做个AI产品然后在全球线上卖。教授说也许某一天他会搞个平台，类似美国的YC一样的孵化器，马来西亚印尼等创业者去做各地区市场，政府能转移一些中国科技，嫁接对接，创造价值。
我加了一句，一流科技转不出，中国三四流科技和产品出来也能吊打全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