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日本国民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广播穿透了硝烟弥漫的东亚与太平洋战场，标志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在法律意义上的终结。这一天，对于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而言，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宣告了苦难的结束和胜利的到来。
然而，战争状态的正式结束仍需法律文件的确认，这一具有仪式性的最终时刻，于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主持了受降仪式，来自同盟国各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在舰上列席。上午9时许，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登上了“密苏里”号的甲板。面对盟国代表，它们签署了《日本投降书》。投降书明确规定：“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日本武装部队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文件还要求日本天皇及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须置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下，日本政府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条款。
在签字过程中，发生了一个被现场观察者记录下来的细节，梅津美治郎在签署投降书时，其钢笔笔尖划破了纸张，留下了一道明显的裂痕，这一物理痕迹被保留在文件上，成为历史现场的见证之一。签字完毕后，日本代表未获任何礼节性的致意，便默然退离甲板。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其著作中描述了这一场景：“它们离去时，无人致意，无人目送。” 这种彻底的沉默，是战胜国对侵略者投降姿态的严正回应。受降仪式的安排本身也包含明确的历史象征意义，麦克阿瑟特意邀请了两位曾遭受日军长期残酷虐待的战俘，在菲律宾巴丹半岛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和在新加坡投降的阿瑟·帕西瓦尔登上“密苏里”号，并立于签字桌后方显要位置。这一安排是对胜利的强调，也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无声控诉。
随后，同盟国代表依次签字，代表中国签字的是时任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他在签字时神情凝重，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代表签字的人，都该写一篇自省录！” 徐永昌的思考超越了胜利的喜悦，指向了对战争根源与人类和平的深刻反思。而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书原件的保管过程发生了意外。据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考特尼·惠特尼回忆，签字仪式后，他负责将文件带回麦克阿瑟的舱房。途中发现一份日文副本丢失，为防止混乱，他决定将剩余带回的副本在舱房壁炉中烧毁。这一行为导致《日本投降书》原始文件未能完整保存，但经签署认证的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日本投降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范围内的最终结束，它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彻底失败的法律证明，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铁证。回望历史，8月15日的《终战诏书》广播和9月2日的投降书签署，共同构成了日本战败投降的完整历史链条。前者是日本政府面向国内外的公开宣告，后者是法律地位确认和国际社会见证的最终程序。战后，对战争责任的清算与历史认知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等一系列举措，在法律、政治和社会层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与清算。而在日本，尽管有东京审判对部分甲级战犯进行了惩处，但对其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对战争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受害国人民的反省，始终存在争议和模糊地带。
历史的教训深刻而沉重，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之日，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转折点。铭记这一天，就是要铭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铭记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深重苦难与不屈抗争，铭记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献出生命的先烈。铭记历史，是为了捍卫历史的真相与正义，只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彻底清算战争罪责，以史为鉴，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确保和平的阳光持久普照大地。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已成为历史坐标，而它所承载的关于战争、投降、责任与和平的命题，依然是人类需要不断面对和思考的永恒课题。确保历史的真相不被歪曲，让和平的根基更加牢固，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未来最庄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