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焕臻：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一生的绝妙之笔|2019-06-25

1950年6月，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这个半岛上。

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6月27日，美帝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人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30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从此，美帝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撞。美国决策者们把台湾和朝鲜两个互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当然，有其全球反革命战略的考虑。自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作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帝国主义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 早作反侵略战争准备。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情况下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毛泽东即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39、40军），加上第42军（已在东北）和炮兵第1、2、8师等，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8月上旬，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这是一个极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侯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09页）

（2）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尽管当时朝鲜人民军向南进军最初甚为顺利，毛泽东却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的可能性。1950年8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此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3）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毛泽东传》第109页）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是一个重要决定。

（4）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文集》第6卷 第92-94页）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帝国主义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5） 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毛泽东传》第110页）

1950年9月15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于9月30日、10月3日先后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然而，美国当局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闻，不屑一顾。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和山东半岛，派飞机进行狂轰滥炸。

（6）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1950年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圆。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圆。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

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且反对者占大多数。这的确是毛泽东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两次“波折”，三下决心

（1） 一下决心。

毛泽东接到金日成信已是十月一日深夜。2日凌晨2时，毛泽东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14页）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大使倪志亮的电报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无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同上）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b率兵入朝，林b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就在10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的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州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此电报未发出。）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须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开始就下定决心抗美援朝。

（2） 第一次“波折”。

以上电报所以未能发出，是因在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出兵问题遇到第一次“波折”。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18页）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十月四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朱、刘、周、任、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项会议的有罗荣桓、林b、邓小平、饶淑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卷 第118页）

（3） 二下决心。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因林彪不愿挂帅出征，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接回。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人将彭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重视彭德怀的态度。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倾心的交谈。彭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说：“我服从中央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19页）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同上）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10月2日到5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不利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

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同上）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恩！最后还是决定了。”（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何等艰难、又何等民主的决策啊！

（4） 第二次“波折”。

10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顺利。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

（5） 三下决心。

对斯大林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即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即11日）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圆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21-122页）

此电可以充分看出：第一，毛泽东下了极大决心出兵抗美援朝；第二，他为初战必胜的战略战术作了科学的部署；第三，毛泽东特别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其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其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毛泽东的决心没有动摇。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一份转交金日成电报。请派人到安东接引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于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决定。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此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21时，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毛泽东致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25页）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了。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1） 首战告捷。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优势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这就是说，六个月后再谈攻击问题。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完全不象原设想的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苏边境逼近。原定阻敌方案已不适用。

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毛泽东致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7、108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敌进甚速，而我军主力离预定开赴地区相距尚远情况，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毛泽东致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彭德怀等研究了敌情，抓住战机，灵活机动歼敌已刻不容缓。10月25日上午，我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将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但南朝鲜军仍不吸取教训，继续分兵冒进。29日，志愿军一个军将冒进的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10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歼灭；同时，阻击部队又击溃该师另一个团，并击毙其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使美军等被迫全线撤退。我军乘胜追歼逃军，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

5月5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彭同意休整部队，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2） 二战全胜，我军取得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引起美国朝野种种猜测。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继续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有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71-272页）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11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30页）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13日）

11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这使志愿军总兵力达到九个军三十个师38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仍低估中国在朝鲜的兵力。

从11月6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志愿军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故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以诱敌深入。麦克阿瑟果然中计，命令部队向北冒进。24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11月25日，西线敌军被诱至预定战场。志愿军即发起第二次战役。当晚，恰逢月圆之夜。此是志愿军最理想的夜战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26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在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高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于敌军的南北夹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此两地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38军第113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第460页）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

毛泽东立即命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6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地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境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它既是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反抗以美国南朝鲜军队为首的帝国主义军队的国际军事战争；又是极为尖锐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斗争，军事战争，而且还面临着严重国际政治斗争。

（1）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某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不久，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33页）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2）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英美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英美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越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34页）

在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11月28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义正词严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3）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来年春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激变，不容志愿军来春再战。

1950年12月14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

毛泽东对此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12月3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11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5页）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同上）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冻饿减员，部队十分疲劳。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发展的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这次战役由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1950年除夕之夜——12月31日17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被迂回包围，陷于绝境，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4）中朝两国紧密团结。

第三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

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

（1） 两种估计。

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以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第15页）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面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后，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5-146页）

（2）轮番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员。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邓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3） 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困难，彭德怀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2月21日，彭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6页）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是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方针的极其英明的决断。这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和战略方针。

（4）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少顷，他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胸襟和气度！这和那些老来沉湎于“棋牌”、“麻将”、小家庭的“天伦之乐”的大人物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1950年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总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j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周恩来给毛泽东、j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周恩来的信和彭总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8页）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同上）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5） 第四次战役胜利结束。

3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总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同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19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

3月18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3月1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9页）3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由于中朝军队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历时87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引发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战略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1）“零敲牛皮糖”。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此时志愿军共有十五个军约有百万兵力）。但是“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的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50页）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他在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二副司令员陈赓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形象地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同上）

（2）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会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同上）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于6月10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8万2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常常，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从1951年6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1）美国被迫谋求停战谈判。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8万8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

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34页）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页）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2）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牢牢掌握主动权。

1951年6月初，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并致电斯大林，提出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

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6月9日给斯大林的另一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它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会谈。在了解到会谈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金，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页）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6月11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此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至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及时地提出，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8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3）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6月23日，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同朝中军队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4）几乎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

朝中方面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而不休战。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之机进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这是为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安全上，不论那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他多次致电彭德怀：“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特别对埋设的地雷，“必须撤除干净”。

在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页）

7月9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唯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页）

毛泽东既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胆略，又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以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故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1）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

在第一轮的谈判中，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其中“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这样，撤兵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即节外生枝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理所当然遭到朝中方面拒绝。“联合国军”代表以次为借口中断谈判。大概对方意识到这种小题大做的办法不妥。随即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63页）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3-164页）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同上）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5-166页）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同上）

在谈判会议中，充分暴露了“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南日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6-167页）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

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同上）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同上）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2）能战然后能和。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9页）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 第184-185页）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

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

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2-173页）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3-174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同上第174页）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4-175页）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同上第176页）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同上）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

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7页）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上）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页）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同上）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同上第178-179页）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0页）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此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1页）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同上）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同上第181-182页）

（3）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因李克农、乔冠华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由丁去参与领导工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2页）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同上第183页）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同上）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同上第184页）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同上）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4）签定停战协定。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同上第185页）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同上）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86页）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同上）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

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