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公元前119年汉朝军队与匈奴漠北之战后，匈奴向西北退却，盘据阿尔泰山以南与汉廷抗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以西受匈奴挤压和控制的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族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公元前104年，又派李广利出征并击败大宛，匈奴“右臂”被断。此后，东汉和随后的曹魏继续汉武帝时期的反击政策，匈奴南下不得，被迫向西进行大规模迁徙。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颇有微词，认为他不够慎重，因而“建功不深”。他说：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
这意思是说：俗人谈匈奴之事，其弊在为取宠一时，因而极力谄媚奉承，进上虚言，以突出其片面意见。这些人全然不考虑敌我利害；将帅们也倚仗中原国土广大，士气昂扬，君主依此决策并因此“建功不深”。
现在回头看，司马迁的评论反映的是局部真理，这是他的知识不能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就会认为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是一位逆天时而强势开辟历史进程的伟大君主。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果断反击并迫使匈奴西迁，那此后欧洲日益破碎的版图可能就会先在中国出现。
据《汉书》记载，匈奴被打败后，“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 就这样，在西遁于乌孙的匈奴人的冲击下，西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匈奴冲击乌孙，乌孙冲击大月氏，继而大月氏人冲击塞人和大夏。在北方，击败乌孙人的匈奴人，继续西进冲入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康居，公元4世纪末，又击败位于今南俄顿河以东的奄蔡（又名阿兰）。就这样从公元前2世纪初始，一支被汉武帝击溃了的败旅向西层层推移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公元5世纪时竟释放出足以冲毁整个罗马帝国的巨大能量：在因天寒无法北退、南下无望，而西进又日趋温暖的历史条件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只能由东向西洪水般地压去，远距离的行军使各氏族组织日益军事化并一路将原住民用暴力打散，形成铺天盖地的力量向罗马世界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