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Prada的恶魔》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饰演年轻女主的Anne Hathaway在入职著名时尚杂志Runway之后，因为穿着廉价服饰而被女魔头Meryl Streep教训。Streep向Hathaway布道，全球廉价服饰每年的流行款式其实都是在抄袭位于顶端的时尚，也就是说，时尚界的顶端引领着潮流，普通人认为自己的衣着远离这些顶端，但事实上，早被这些顶端所决定。
思想观念何尝不是如此？
凯恩斯在《通论》中曾言：“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完全免受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只是一些过气经济学家的奴隶。而那些充耳不闻的威权疯颠，不过是从一些多年前的三流学者那里汲取养分。”（Pra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e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s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对哈耶克有非常大的兴趣，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在学生阶段很难不被哈耶克理论的自由气质所吸引。最少的国家干预，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及在此基础上的立法，乃至货币的非国家化，难道还有比这样的观点更能体现人类的真正自由吗？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奥派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里根-撒切尔改革带来的英美景气，苏东剧变、铁幕降下，中国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化，这样次第展开的。这仿佛是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要不走向更为“自由”的选择，结局大概就是死路一条。反过来，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全球化，仿佛是人类必经之路，“历史已经终结”。
哈耶克思想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的译者和研究者。邓正来一直称自己是学术个体户，早年不在任何高校和学术机构任职，只是独立的做翻译和研究，成果之丰令体制内学者们汗颜。在大概2004年左右的一个讲座上，邓正来先生表示，他希望再花七年左右时间去译介引入和研究那些反对哈耶克的理论时，我是非常意外的。我这才意识到，引入任何理论或者思想的目的并非简单的接受，而是要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中国真正缺乏的，恰是科斯所谓的“思想市场”。
今天许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自由，可是他们的成就，仿佛还完全达不到曾经学术个体户们的水平。很多时候这都能被包容，毕竟，有人以此为志，有人只是以此为生。
比起哈耶克们，我更喜欢卡尔·波普尔。哈耶克们只是提出一个个理论，而波普尔的认识论，足以让我们去思考应当如何评判不同的理论。与一些国内经济学者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波普尔最大的学术成就并非《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或《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是他关于认识论的著作——《猜想与反驳》。在演绎而非归纳、证伪而非证实这种思维模式下，相当多的纷争其实都变得毫无意义。波普尔并非一个奥派或者新自由主义者，他的历史贡献和对后人的影响，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源起于奥派，以哈耶克获得诺奖为顶峰标志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进而自197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全球化政治经济模式的理念，已被今天的深度全球化现实，尤其是美国自身难以扭转的贫富差距现实所证伪。政府放弃干预（尤其是金融领域）、认为市场会自我修复进而最终有利于全体（里根主义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去外汇管制）、社会基础福利依靠市场解决（医疗与教育的信贷福利体系）等等这些“伟大的尝试”，无不导致了今天难以接受的后果。今天新自由主义唯一还能够批判的，也就是只存在于历史中的、新一轮全球化之前的计划经济。
学界仿佛总是与实务界脱节。当国内学界还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的部分观念没有彻底贯彻之前很多年，深受波普尔影响、处于市场第一线的乔治·索罗斯，却首先站起来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当国内秉持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还在为索罗斯在历次经济危机中的种种投机找寻合理理由时，索罗斯自己却站出来明确的讲，自由市场是靠不住的，而他正是从这种靠不住的市场中获得了收益。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开放社会”的坚持者，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错位。
今天，反对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潮流，在这个反对派的名单上，已经能够看到太多一流学者的名字，他们甚至曾经是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不会为了坚持一个理论而坚持，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任何思想观念，仅仅在于理解历史现实，以及对现实加以改进。承认自己曾经的观念存在问题并不困难，甚至这是一个学者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如果一直以这些观念来获得利益，要放弃这些利益，显然才是真正困难的。
正如本文最初所表达，一种思想观念的流行，往往会深入一个社会肌体，最初只是思想观念的提出者或者研究者了解，到后来普及到一定阶层，形成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想观念。对中国来讲，这种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一直处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水平，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本来就没有这些思想观念乃至基于这些思想观念之上的制度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土壤。
举例而言，当我们吸收了反垄断的制度后，直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出现之前，都没有这些所引入的反垄断制度最初所要针对的社会经济土壤。而我们的反垄断制度，恰恰完全无视了互联网企业在资本补贴下的加速垄断，因为政策上我们追求了“法无禁止即可为”。
我们并非在说拆解互联网巨头是合理的方案，尽管这样的方案在美国已经付诸讨论。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无法从反垄断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求当初制度设计的智慧，那将无异于另一次“重头再来”。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分别讨论过美国和德国的反垄断（反卡特尔）问题，当我们今天能够比较清晰的还原美国和德国反垄断历史背景，充分了解美国反垄断制度是基于超大型企业对民众的普遍侵害，而德国卡特尔还在为寻求国际市场而联合时，才会知道为什么美国占领西德和日本之后首先要肢解德国的卡特尔和日本的财团，而在1951年朝鲜危机顶峰时，美国占领军反而又主动要求西德、日本在军需物资方面保留卡特尔和一定程度上恢复财团。德国和日本的战后迅速恢复，占领大量海外市场，既非因为马歇尔计划也非因为道奇计划，也不简单是美国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国家几乎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独具特色又极为相似的经济组织形式，这些形式，恰恰是脱胎于曾经的卡特尔和财团垄断。所以反垄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什么阶段，在哪些领域反垄断，我们的研究今天真的清晰了吗？
理论研究者在对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华为极尽溢美之辞的同时，仿佛对华为如何生长到今天的环境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没有认真读过华为的财报，他们对上游垄断、中游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经济史毫无认知，对垄断利润不会归于任何寡头个人而最终会归于社会再分配的体制毫无思考，对华为事实上的劳资共享体制也罕有特别的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反对抄袭和剽窃？因为任何不研究拟引入思想观念和制度的时代历史背景，不将之与本国历史和发展路径做适应性分析，就全盘接受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制度的后果，教训无一不是惨重的。我们不是为了保护所谓的知识产权，而是难以接受这样的所谓专家多存在任何一个，因为他们的破坏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研究，也就是将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引入理论和制度，还原到它最初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它的发展脉络，去分析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影响，事实上这是历史研究的范畴。我们今天之所以无法读懂很多国家，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花多少精力去关注这些国家真正的历史。我们今天这代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全球，仍然只是1980年代的教科书水平。稍有不同的是，我们的局部研究可能已经比较深入，但对全貌的了解仍然非常不足。
今天仍有很多自愿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人士没有意愿去读一些其他资料，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欧美日经济学界已经非常普遍的那些观点和认识。这些自愿接受新自由主义者，仍然还将凯恩斯的思想仅仅理解为“必然带来滞胀的政府主导投资”，所以他们自然对今天美国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主张的MMT（现代货币理论）会表示反对。。但站在美国的视角，如果不对货币发行机制做彻底的变革，就必须从直接从税收政策上切巨富们一刀，才能使美国能够恢复天量的基建投资，从而再次实现罗斯福主义后中下层充足而稳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如若不然，就要像特朗普今天这样，不断寄望于关税这样的额外税收来填补内部的漏洞。所以对不同理论的研究难道还不够重要吗？
如果说在2005年之前中国人根本找不到关于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细致历史研究著作，也无法理解战后全球体系的建立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而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从政策上变成现实是深度全球化的开端，那么今天这些所谓“不知道”的问题已经不应该成其为问题，如果今天还处于“不知道”的状态，就意味着过去十年“不读书”。我们不需要轻易接受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理论，但如果到了今天我们都无法质疑新自由主义，甚至连自己在坚持新自由主义都不自知，这何尝不是凯恩斯所言“思想的奴隶”？
我们从来不单独讨论理论本身，但我们认为理论和思想观念会对每个个体都会造成极大影响。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不是财富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贫困无法带来自由，但财富也不会。人的生命极其短暂，如何将个体的生命寓于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关键。
我们认为，认识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除开学术研究，单就个体而言，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穿Prada的女魔头Streep所说的社会底层，我们自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独立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只是在低级的重复一些过气的教条，大多数争论都局限于我在某些细节上比你多知道一些，我所得到的信息比你快一些，或者我所讲的话是哪位名人的观点。说到底，这不过都是思想的奴隶。所以在任何一个关键时点，你做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市场中的人，对上面这番描述，感受应当更深。
当我们能够从今天英国脱欧、美国民粹的现实开始质疑1970年代以来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时，当我们开始从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中去找寻不同的答案时，当我们更多的从全球来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来看全球时，当我们开始深入了解拟引入和已引入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背后的历史及该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处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而当我们的思想观念真正开始经受这些新的冲击，进而将这些认识从少部分人扩及至更多人，新的社会共识也将最终达成。
这需要时间，这样的等待是有意义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