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化带来的新问题正在加速突显，至少有三大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一是高密度低生育的社会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流行性疾病在过度密集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环境中快速传播问题也愈发突出，三是过度密集的高层建筑群火灾的防止也越来越困难，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不可控的客观原因存在，需要理性分析与思考。
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公布了2024年全国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西藏，其新生儿人口出生率达到了 13.87‰，人口增长率达到了8.43‰，表现为双高。此外，出生率排在前10名的省份还有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广东、云南、广西和甘肃。
从这个数据看，除广东之外，都是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省份。广东的例外体现在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出生率也高。广东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南方省份，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省份的年轻人口，育龄人口占比最高，这才是其出生率较高的真实原因。
正确解读数据，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而且相关度最高的因素，显然是人口密集度。城市化率越高，人口密集度越高，出生率就越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23年中国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85，远低于乡镇的1.03和乡村的1.29。考虑到城市人口密度远大于乡镇，乡镇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乡村，这样的生育率数据显然足以证明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证明城市化率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的数据，不只有中国，国际研究同样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希腊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希腊一些大城市，郊区的出生率普遍比城市中心要高，因此学界提出了所谓“郊区生育假说”。上海的中心城区和东京一样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事实是其出生率在全球城市中几乎垫底。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对世界各国人口密度和生育率的数据分析也显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仅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种负相关关系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生态学的解释显然最具说服力。密度制约繁殖调节(Density-dependent reproduction)是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物种密度和繁殖率负相关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动物如此，植物也一样。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生物繁殖常识。
无论是当年的SARS，还是后来的新冠疫情，不仅最先暴发于城市，也主要是在城市里快速传播。这是大家都亲身体验过的事实。
过度城市化为传染病传播创造了独特而复杂的环境。一方面，人口的聚集和高频次接触为病原体传播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复杂系统，其规模和密集度本身也改变了流行病的传播形态。2025年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关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研究，分析了美国1145个县的RSV住院数据，结论是城市地区经历的RSV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病例比例更高。
2025年，全球多地报告了基孔肯雅病毒病的卷土重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全球报告了超过44.5万例疑似和确诊病例。只要有足够的易感人群聚集式存在，病毒传播就可以持续存在，而且会导致疫情长期持续。
恰加斯病的传播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曾局限于拉丁美洲农村地区的疾病，如今主要在城市里传播，已演变为一项全球性健康挑战。
城市化及其伴随的生态改变，正在急剧地改写媒介传播疾病的地理版图。气候变化和过度城市化导致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崩溃，比如恶劣的水资源管理与被削弱的病媒监测一起，共同推动了各种病毒和细菌及其导致的疾病快速传播。一项发表于《自然-通讯》的全球研究对来自六大洲62个城市的废水样本进行了宏基因组测序，居然检测到了超过2500种病毒，分属122个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