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物种进化及变异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煊赫一时的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与演进是否也具有某种规律性——星罗棋布而又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为何会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文明社会？世界性帝国为何从横跨亚欧非大陆的波斯变迁到“两洋夹峙”的美国？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否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事件？中国又为何将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性力量？
对于这些涉及全人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宏大主题，我们似乎难以窥探其内在规律。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加以观照——就像我们抬头仰望天际的星辰，因距离遥远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它们起起落落的规律。因此，要回答前述重大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跳出事件本身的认知范畴，剔抉诸般迷障，聚焦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国，探寻其变迁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内生动力，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抽丝剥茧，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
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长期成为称雄东方的大国。继起的汉朝综合实力更是不输于同期亚欧大陆另一端声名赫赫的罗马帝国。中国的历史，如汤因比所称，曾经在三千年内代表“半个世界”。由于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致使中国在地理上具有封闭性。这在近代以前十分明显。除了短暂的蒙元时期以外，古代中国的势力往往囿于东亚一带，影响力难以投射到世界更广大的区域，其帝国变迁往往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朝代更替的“钟摆式变迁”。
而与中华传统帝国变迁大异其趣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其他帝国的变迁往往呈现出地理区域的迁移性，我们称之为“迁徙式帝国变迁”。这样的世界性帝国发展到美国一共有10个。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是诞生于公元前550年、国土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此后相继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有些影响较大的帝国，因不符合构成要件并非世界性帝国，如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等，详见第一章论述）。
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的疆域东至印度河平原、青藏高原的西麓和帕米尔高原一带，而中国疆域的西部大体抵达这一带。因此，如果将世界性帝国和作为帝国终结者中国的本土区域依次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它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闭环——从青藏高原向西，经过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交界处的葡萄牙沿大西洋岸线北上，到西班牙、荷兰、英国，然后跨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再从美国跨过太平洋到达帝国的终结者——中国，恰好围绕地球一圈，形成“帝国变迁闭环”。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帝国变迁闭环”还不仅仅是世界性帝国变迁的全球地理闭环，它还实现了现代强国文明（美国）与承续不断的古老强国文明（中国）在现代社会的交接。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世界性帝国总是通过不断扩充地理边界，累积远超邻国的强国势力，从而获得帝国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优势，这就决定了帝国总在向外探求更远的世界，获取更大的国土面积、更多的人口或更广大的市场。
然而，地理条件对帝国的雄心和欲望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在西亚、欧洲和东方的中国、印度之间，间隔着青藏高原、中亚地区和塔尔沙漠及印度大沙漠——青藏高原山高路险、空气稀薄，横亘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多座山峰海拔都在8000米以上，人迹罕至；而中亚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戈壁、丘陵和荒漠辽阔；塔尔沙漠及印度大沙漠则高温炎热，对人类居住和生活并不友好，不适合军队大规模调度和征战，更不利于强国势力的形成和巩固，波斯帝国及马其顿帝国东征和唐朝军队西征，都曾在这一带折戟沉沙。因此，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帝国时期，高耸的青藏高原、中亚地区连绵的高山荒漠、印度半岛炎热的大沙漠，成为古代中国向西、西亚和欧洲帝国向东扩张的难以逾越的天堑。它极大推迟了人类奔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人类的欲望和雄心总能打通阻碍的环节，而帮助人类推进全球化的关键载体则是浩瀚的海洋。海洋里的水轻盈灵动，随波而行可抵达世界各地。它与人类的雄心相结合，将世界各个分割的陆地联结成命运相通的整体，将人类的欲望贩运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大大密切了人类不同族群间的交往。
大自然在中亚、南亚设置了阻碍东西方沟通的壁垒，却又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留下了一条沟通三者的通道——位于三大洲交界处的地中海。地中海形体狭长，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半岛，向西联结起大西洋；而地中海沿岸气候温和，农产丰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农业帝国时期，受限于技术水平，世界性帝国一直围绕在地中海一带徘徊、变迁，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征战的铁蹄，一直受困在陆地的滚滚尘烟之中。
直到中国的指南针、火药、航海知识传到了欧洲，西欧学会了制造可以逆风航行的阿拉伯三角帆船，且人类有了地球可能是圆的的认知，世界历史终于又一次跨出了一大步——葡萄牙开启了人类大航海时代，西欧也因此跨进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
人类不同区域的文明呈现出螺旋式交替领先的态势。一方面，文明低阶位地区的人们一旦掌握文明高阶位地区的先进技术，往往能形成包括军事成本在内的低生产成本的洼地，从而能在军事上获得战争的胜利，使文明进入又一轮发展周期，推动帝国势力发生转移和变迁，比如西哥特人之于罗马、蒙古人之于金宋、满洲人之于明朝。另一方面，从更广大的区域空间看，东西方文明也呈现出结构性交替上升的状态。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之前，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创造了灿烂的古典时期的文明。而进入中世纪后，由于中国拥有更适合农耕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更适应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创造了胜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
人类进入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之后，东方世界还守滞在农耕文明的惯性里难以自拔；西方则通过对东方、非洲及美洲财富的掠夺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财富基础——由此，人类社会不同地区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积累的财富通过不公平贸易和掠夺，集中到西欧狭小的地域，从而培育了一大批有钱的资本家、有闲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以及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形成了以消费推动生产、以生产积累资本、以资本投入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也从此把人类现代文明的发令枪交给了西方。因此，东西方文化根子上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阶段性表现有差异。总体来看，它们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态势——符合了人类相应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则会表现得比对方更具活力和创造性。
二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世界性帝国变迁的方向和走势呢？
人们通常认为是生产力发展，但更确切地来说，真正推动世界性帝国变迁的实际上是“成本洼地”——哪个国家生产经营和军事成本低，强国势力就会向这个国家转移——或许，这样的“成本洼地”正是得益于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