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国家」绝非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公共利益”代表，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的暴力机器——那么，你就不应该在参与当前这场持续甚久的网络争论时，仅仅拘泥于民族主义的表面杀伐或是聚焦当前某些局势的“政治时效性”，而更应当回归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群众」必然要回归的逻辑场域之中。
除非，你拒绝紧握新中国的价值观，拒绝以「新中国群众」的阶级姿态参与政治话题乃至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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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纲领性著作中，毛主席曾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做出了明确的划分：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地主、贵族和皇帝占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明白这几句话，就不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叙事里，一切封建王朝的政治底色都是反动的，都是会在新中国这面照妖镜前现出原形的。
纵观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所有主流封建王朝，尽管在疆域、国祚、文化政策、统治民族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本质——即“政治底色”——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
因此，当以新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更高阶、更进步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为参照系时，这些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色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其深刻的内在的反动性。
这种反动性根植于其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而非取决于执政集团的民族归属。
不论皇帝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姓李还是朱、亦或是爱新觉罗、乃至袁世凯蒋介石、甚至侵占我国领土的沙皇尼古拉与英皇伊丽莎白——在拔地而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于阶级层面评判的坐标系中，皆是一路货色的反动派，没有任何争议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方可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史书长河中，一个王朝社会其特定历史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必然会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耸立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 。
这个理论模型决定了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本质（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必须深挖其经济基础，也就是分析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社会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因此，如何评判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统治集团以及该集团所执掌的朝代本身之性质，土地所有制关系及籍此产生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作用于这些王朝一切政治、法律、文化现象的根本性因素。
从唐代实行租庸调制、两税法改革，承认土地买卖和私人占有，到宋代“不抑兼并”国策下土地高度集中，再到元、明、清三代皇庄、官田、地主私田并存，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历史现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以地主阶级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是贯穿整个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并通过地租、高利贷和国家赋役等多种形式无偿侵占农民的剩余劳动——这种剥削关系是残酷的，它必然激起农民阶级的反抗。
因此一部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史。
农民起义和战争无论其成功与否，都以最激烈的形式展现了这一核心矛盾，并构成了推动封建社会内部量变与质变的关键因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既会高度赞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深刻领悟明朝中后期统治阶级的骇人腐败与政治反动，也会给予太平天国等清朝时期农民起义运动以崇高评价。
如果这还不够直白，那么自革命战争时期至建国之后始终贯穿于党的民族战线的基本思路——既要反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地方民族主义——则毫无保留的展现了推动时代进步的共产党人其史观正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反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尽管历史上不乏“多元一体”的实践，但以中原汉族王朝为正统、视周边民族为“化外”的观念长期存在。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与“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中国知识界与政治精英在构建现代国族认同时逐渐陷入困境：究竟是构建一个包括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国族），还是走向以汉族为中心的排他性民族主义？
清末革命党人中曾一度流行所谓“驱除鞑虏”口号，随后北洋政府与蒋记国民党实际又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均是“大汉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现。
但事实上，回避阶级斗争而只知依赖民族主义，这种政策和思路非但未能团结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反而加剧了民族隔阂与边疆危机，为外部势力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言：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作为对比，高度进步的共产党人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就已明确提出：
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至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地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主张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纠正大汉族主义等。
“大汉族主义”的本质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妄图用民族性取代阶级性，从而为旧社会的一系列反动统治集团涂脂抹粉，并在这个过程中分化各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
如其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所言：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
直到2014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仍然强调：
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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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又会反地方民族主义？
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再度专门论述民族问题：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答案就藏在1952年12月号的《新华月报》里，清楚载有1951年时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代表团说的话：
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
从西北红军一路解放回族底层群众、吸收回族同胞入党入军、剿灭各路回族上层贵族，到中央红军在川藏地带一路解放藏羌彝底层群众、吸收藏羌彝同胞入党入军、剿灭各路藏羌彝上层贵族……
一览无余，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借以拥兵自重鼓吹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分裂国族统一、加固独立王国、维系其区域内与民族内部的权力垄断罢了。
只要去一趟西藏拉萨的历史博物馆就能明白，所谓“民族主义”真的靠得住吗？
那些被上层喇嘛活剥头皮、敲碎筋骨、永世为奴的，哪个不是这些雪域权贵的“藏族同胞”？
不要阶级性，而要所谓“民族性”，真的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