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新加坡资源匮乏，面临着极大的地缘危机，随着经济初步稳定下来，新加坡做了一个抉择，那就是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转运节点，而是要同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上做核心。
国民对李光耀及其团队充满信任，相信其能带领国家存活。李光耀没有放弃控制，但是改变了控制的形式，新加坡不再管理每一条船，不再事无巨细搞清查，而是转而研究如何建立一套游戏规则。
李光耀的思路很明确，那就是首先把标准明确给出来，他是华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古代搞的那一套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逻辑，但是他认为，要做好商业信用，要把新加坡打造成国际商业都市，就不能不建立信用。
商鞅都知道徙木立信，都知道变法最重要的是信用，更何况是当代，新加坡的统治者如果不能把思维转化为信用体系，而一定要对内耍威风，那是很快要灭亡的，新加坡不是大国，是小国，不是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要尽快发达起来，就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李光耀没有信用体系，他就是管理者，但是新加坡有了明确的法律体系，一切刑都可知，再也没有了广泛立法，最后普遍违法，而是合法就合法，非法就非法后，新加坡政府的职能也就转变成了裁判。
规则是公正的，是清晰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规则能被执行。国际贸易里面虽然减税很重要，零关税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船东在乎的是我的货物明天能不能顺利离港，能不能没有意外。
能不能没有吃拿卡要，没有不给看的文件，没有口头通知的办法，这些宝贵的确定性，才能确保新加坡政府真的能在自由贸易上树立信用。
每一次准时离港，每一份清晰的法律意见，每一个判决，都是一次信用充值，搞得多了，新加坡靠谱的共识才能在国际上慢慢树立起来，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新加坡用了三十年，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信用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信用和水电不一样，水电看得到，但是信用看不到。信用到了，资本和商业才愿意支付溢价来买这一套可信的系统，新加坡交易所的规则、新加坡仲裁院的裁判，新加坡银行的合规性从融入国际，变成了国际标准的部分，需要的是新加坡当局三十年持之以恒的坚持。
信用可以让企业把区域总部、法务中心都迁移过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挑战才真正开始了。因为信用的建立需要三十年，崩塌只要两个月。
长期主义的东西不是短期政策红利能替代的，这需要跨越政治周期，穿越美国两党，抵御各种诱惑，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定力，才能成功把李光耀的个人信用，转化为制度化的对新加坡的信任。
后发者可以发达起来，就像是韩国从五十年代才独立，七十年代才开始发展，但是短短五十年，也成了发达国家，不是后发者就绝对没有发达的空间了。
基建固然重要，教育也很重要，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信誉，信誉上去了，比国家实力上去了对市场信心的提振来的还要快。新加坡的战略定力远超韩国，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取得的成就也更大一些。
只有基建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没有政府的信用，像是我国台湾省一样两党在关键政策上极端打擂台，那就只能发展一阵子，是长远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