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事变前后，被裹挟其中的中日双方千千万万，不管是中国身先士卒的将领、浴血奋战的战士、从中斡旋的政要，还是日本那个“失踪”的士兵、趁机炮轰的长官，他们都影响着历史，又被历史推着向前。
库叔选取这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些故事，跟库友们一起回顾这段屈辱悲壮的历史。
文 | 张玮
编辑|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历史的温度3》，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原标题为《“七七事变”前后的五张面孔》
1
1937年7月6日，大雨。
何基沣的双眉皱在了一起。副官刚刚又来报告了一次：宛平城外，那队冒雨站在城门口的日本官兵，已经站了一整天了。
何基沣知道这帮日本人想干什么。
1936年，中国的华北，早已无国家主权可言。
《何梅协定》的签订，导致当时的华北存在三股势力：宋哲元二十九军成立的“冀察政府”，汉奸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有实力最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经过多年经营，日本的驻屯军已经渗入到了华北经贸、政治、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成为华北地区的有力“统治者”。
对于华北乃至中国的重镇北平，日军更是早就垂涎欲滴。
事实上，经过不断蚕食，当时北平的东、北、南三面均已被日军和伪军控制，唯有西南面的宛平城还控制在二十九军的手中——一旦宛平失守，北平将被完全切割包围。
（图为日军侦察机拍摄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从照片中可看出，宛平城和卢沟桥是北平当时对外的唯一出入口，一旦被切割，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作为宋哲元手下最信得过的人之一，何基沣旅长带着他的第100旅被派驻到敏感的宛平城。
谁都看得清宛平城的重要性。1937年6月下旬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明令禁止日军频频要求穿过宛平城去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的要求。
于是，7月6日宛平城外的这一幕就上演了：日军就站在城外，坚决要求打开城门，中国士兵荷枪实弹站在城门口，坚决不开门。两队士兵在滂沱的大雨中怒视对方，站了一整天。
对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而言，他们是不想和日本人闹翻的。
这支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而立下赫赫威名的军队，在进入华北之后，却有了割据之心——“西北军”历史上从来没占据过中国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宋哲元不想让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任何一方面涉足此地。
（图为宋哲元在“长城抗战”期间的题字）
为此，就在一个月前，宋哲元亲自做东，在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的军官。
这本是一场“示好”的宴请，结果却演变成了险些擦枪走火的“团战”：
中日两军的军官们，一共坐满了十大桌。酒才过两巡，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了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何基沣也马上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唱了一段中国的京剧；
然后，日本军官忽然又开始跳起了日本的舞蹈，两名中国军官立刻上前舞拳；
日本人还提出比字，当天被邀来作陪的还有昔日北洋军阀老帅吴佩孚，吴佩孚的一手好字让人日本人无话可说；
最后，日本军官忽然把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举了起来，抛向空中，中国的军官立刻一拥上前，把河边正三这位日本旅团司令也给举了起来，而且抛得更高……
谁都知道，在这样的氛围下，“擦枪走火”是早晚的事情。何基沣知道日本人对宛平城图谋已久，绝不会善罢甘休——比如7月6号站在城门口的这群日本兵，究竟什么时候肯走？
没想到，第二天手下忽然来报：日本兵又来了！但这次没有站在城门口，而是绕过城门，直接去了卢沟桥以北。
何基沣微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放心：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
（图为何基沣。1939年1月，何基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等职位，1980年病逝。）
2
1937年7月7日，晚上10点30分。
志村菊次郎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肚子忽然痛了起来。
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兵，属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是清水节郎。这一天晚上7点半，第八中队奉命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正是绕过宛平城的那支部队。
就在演习进行到10点多的时候，志村菊次郎感觉肚子痛，于是找了一个地方去方便。结束后，因为天色太黑，路又不熟，他走了一条相反的方向，找不到队伍了。
再费了一番周折后，志村菊次郎终于赶上了队伍，并向自己的长官报到——他忽然发现，从长官到士兵看自己的眼神不太一样。
（图为志村菊次郎）
就在志村菊次郎“失踪”的这段时间里，经过层层上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立刻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要求他向中国提出交涉，进宛平城搜索。
松井久太郎立刻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同时也是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我们在演习中，有军队从后方射来了几发实弹，我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所为。现在，我们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了！我们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秦德纯当即回绝。
此时，宛平城外，日本军队也已抵达了城门下，要求进城搜索失踪的士兵。
守城的中国军队也当即拒绝。
松井久太郎又打电话给秦德纯：如果还不打开城门，我们将强行进城！
秦德纯表示：天亮后，我们的警察会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有你们的士兵，马上送还！
志村菊次郎并不知道，他的中队长清水节郎早就向上级汇报了他已经归队的消息，还记在了日记里：“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志村菊次郎更不会知道，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当时给松井久太郎发去的电文里，有这样四个字：“机不可失！”
3
1937年7月8日，凌晨2点。
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的眉头，拧到了一起。
此刻，他正在北平与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
王冷斋反复向日本人解释，中国军队没有开过枪，并拿出了“军中每人携带的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的证据，也表示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根本就没什么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根本就不听这些。
王冷斋忍不住质问：
“请问，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松井久太郎根本就不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坚持要日军进城搜索，并表示王冷斋是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权责”。
就在僵持中，有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大约5、600人，携带六门大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往卢沟桥开进。
（图为中国士兵在卢沟桥上架起了防御工事，准备迎战。）
王冷斋当下就决定与樱井德太郎等人去现场查看究竟。车开到离宛平城约两里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均已被日军占领，而且都已经架起了机枪，日本士兵也都上了刺刀。
同行的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觉得，这样的阵势可以“吓”到眼前的这位县长，于是再次提出：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再次拒绝，并且提醒：
“万一事态扩大，你们二人当负全责！”
7月8日凌晨4点20分，等在宛平城外的一木清直按捺不住，向宛平城发射了第一颗炮弹。
（图为日军炮轰宛平城）
中国军队立刻开枪还击。
日本军队的一发炮弹，越过城墙，奇准无比地击中了宛平城县长公署，公署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王冷斋后来回忆道，公署成立的时候，一木清直专门前来表达祝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骑马，而是带着随从徒步走来的。他们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距离。
由此可见，这场事变，日本人已经谋划很久了。
（图为1937年7月，王冷斋「中」举行记者会，说明日军攻击卢沟桥的情形。王冷斋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人出身。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他曾前往东京出庭作证，1949年后，出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病逝。）
4
1937年7月8日晚上6点40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石原莞尔的眉头皱了起来。
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刚刚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了“临命第400号”指示，向在中国的日本驻屯军发出命令：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但这个命令，遭到日本陆军内部强烈的反对。
在日本的内阁和统帅部，对待中国问题，一直有“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的意见。
不要以为这两个派别是“主和”与“主战”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要不要现在就全面侵略中国”以及“侵略中国到什么程度”而已。
“不扩大派”以石原莞尔为代表，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两点：
第一，日本还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无论是军队数量（石原莞尔认为要至少充分动员十五个陆军师团）还是战争资金，都还需要时间。不然的话，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
第二，一旦日本全面侵华，苏联是不是会立即反应？一旦形成夹攻之势，日本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图为石原莞尔，后来官拜日本陆军中将，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
“扩大派”则以陆军大臣山杉元为代表，无论人数还是官阶都远胜“不扩大派”。
“扩大派”认为：
第一，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日本只需要动用三、四个师团，就可以征服中国。身为“中国课课长”的久津佐比重甚至认为，只要日本的军舰开到塘沽口，甚至不用开炮，北平和天津都会投降。
第二，苏联刚刚经历了“大清洗”，红军的优秀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消除了。再说西边又有德国牵制，绝对不会出兵。
石原莞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的命令刚刚下达，之前一直打打停停的宛平城又枪炮声大作，中日两军又陷入了激战。
（图为宛平县城的中国二十九军士兵跑步进入阵地。）
这让石原莞尔非常痛苦。
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案就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就地解决”所谓的“士兵走失”事件。但是面对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反抗，他承认，仅凭那些部队，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次的事件。
最终，石原莞尔批准上呈由“扩大派”制订的向中国派兵增援方案。一旦派兵，就意味着日本认为“事态确实扩大化了”。这是全面与中国开战的一个重要标志。
5
1937年7月8日，日军在正面攻击宛平县城没有得手的情况下，转而攻击龙王庙的中国军队防区。
在龙王庙阵地，中国守军是两个排，大约70多人，而日军是两个中队，500多人。
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炮火，70多个中国军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顽强阻击，打光所有子弹后，抄起了大砍刀冲上去肉搏。最终，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这可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阵亡的第一批军人。
阵地前的日本士兵有些无法理解：平时看似不经一击的“支那”士兵，为何会变得如此英勇，明知实力悬殊，却誓死不退？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1894年到1937年，中国人已经隐忍日本人太久了。
在之后的七年里，从卢沟桥到平型关，从上高到台儿庄，从上海到长沙，从徐州到武汉，中国军队面对实力远远高于自己的对手，虽然屡遭重创，但誓死不降：士兵倒下了，连长冲上去，旅长阵亡了，师长顶上去，军长牺牲了，集团军总司令自己冲上去……
在之后的七年里，中华民族体会到了炼狱般的残酷，也经历了浴火的重生。
就像下面这个故事所表达的：
抗战期间，一个记者采访一位普通的中国士兵，问他对抗战前景的看法。
士兵回答：“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的，这是肯定的！”
记者问：“那到了那个时候，你会选择干嘛？”
士兵笑了笑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这是强调“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军国主义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一种乐观和顽强。
因为中国人从不相信什么所谓的“共荣”，中国人只知道一句话：一寸山河一寸血。
本文参考书目：《抗日战争》（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