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王正兴 这才是战争
“大陈洋海战”
“大陈洋海战”，发生于1955年1月14日夜间。因海军各级领导机关，不曾给此役命名，本人就以“大陈洋海战”称之。大陈洋是俗称，泛指大陈岛以东偏南海域。既无确切的界线，更无范围之大小，但又局限于我之领海以内。
1955年1月11日的当天夜里，我们1中队4艘快艇，隐蔽进入海门港（今为台州市）到海军码头装雷。上个世纪五十年中期，海门充其量而言，只是个小镇而已。镇上只有沿海一条街道。留给我的印象，似乎只有一家皮鞋店铺，看不到任何兴旺发达的记忆。我们1中队进驻白岩山锚地后，1大队的鱼雷检查所人员和大队部人马也进驻进了海门，并在海门的海军码头一带安营扎寨了。因为海军码头过于简陋，再加上浮码头也不算大，所以上雷车、上吊车都得小心翼翼，好在检查所有过多次演练，给快艇重复装雷的许多难题都已解决，所以我们到了海门后，便可以立刻装雷了。
我们经过大半夜的轮番装雷，中队4艘艇于12号凌晨全部装雷完毕，当即返航白岩山锚地。由于 1月10日第一次打“太湖”的教训，我对装雷十分重视。以后不论气象条件如何恶劣，甚至有敌机威胁时，我都能顺利完成重复装填的重任。
回到锚地后，我开始思考着，如今我艇又装有两颗新雷了，我想该如何为两颗新雷安排个新去处？大队长、大队政委都说要我再打个大的，我自然愿意打个大的。作为鱼雷艇来说，打击目标应该越大越好打。如果能打“阳”字号、“中”字号那是最理想了。归根结底，鱼雷艇敢近战歼敌，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我为自己定下个口号：“坚持近战歼敌，要敢于用生命换取胜利。”我的任务就是海上敢死队，送炸药包的，有什么不流血的捷径吗？那是幻想、那是做梦！
说实话，快艇从装上战雷那一刻起，艇长就绝对没有一点点轻松感了。艇上的两颗战雷对我有多大的压力，这近乎子弹上膛、弓弦搭箭、宝刀出鞘，时时刻刻要注视着艇舰，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刻都不能松懈。我觉得此时，枕戈待旦这个词最能表达意思了。只有枕戈待旦还不够，还必须有弹无虚发的绝技，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为什么？因为鱼雷是一次性武器，一发打出去，如不命中，就不会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必须首发命中，要求之高，要求之苛刻，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当年关云长的大刀片，并没要求一刀取下对手首级，而是可以反复挥杀百次。我今天要练绝技，要胜过当年的关云长啊，能说不难吗？这是武器决定的，使用者必须有绝技。不管有多难，都一定要上！
我怎么都没想到1955年1月14号这一天会有战事发生，其原因有三：天气条件特好，整个海域，全是风平浪静，一派小阳春的气息；大陈岛守敌，相对也比较安静；雷达也未发现有船泊在大陈与台湾之间的频繁往来。鱼雷装填完毕，中队正在研究战斗总结。这天中午我和高东亚坐在1号艇的前甲板上，正谈天说地的闲聊呢着。就因为天气暖得出奇，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看样子无仗可打。”高东亚则说：“那可不一定，大陈需要补给，不管天气好坏都会来。”我们俩打赌：一瓶茅台酒，一盘金华火腿。谁输了谁买单。
真没想到，当晚竟发生了战事。
当晚，1955年1月14日，19点40分整，中队长吊床上的电话铃响起。艇员们一听就知道有情况，一溜烟似的全上快艇备战备航了。虽是上艇备战忙得不可开交，另一个耳朵还在听王队长的话语声呢，大家一听王队长的说话声调，就可判定是不是有任务。
王队长放下话筒后即向我们1分队通报了情况：在大陈岛的东南方，有一条运输舰，为其护航的是“永”字号护航舰。命令1中队出击。此时，快艇已经发动了主机，隆隆声惊天动地。一阵哨声响起后，各艇先后离开锚地，出港了。1号艇升起“跟我来”的令旗，4艘艇都按顺序加入列序，随着隆隆声艇队向积谷山进发了。
今天是农历腊月廿一。上半夜大体上是个暗夜。而海面状况，那是难得的好，或是说出奇的好。海面是小波中浪；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为4度；视程良好。夜间高速航行，仍然感觉透心地冷，但比起10号那天要好多了。我4艘艇编队通过积谷山南1浬待机点。立即转向90度，开始接敌。编队是顺风顺浪，以24节的航速、使用减音器航行。大海相当平静，编队无声无息的驶向深蓝的战场。
今天我的艇上这次有三位客人：2中队中队长崔进喜；2中队指挥艇长钟敬义；2中队2号艇长我的老同学刘春志。他们来我艇的正当名义是实习，虽然大队没讲，但我总有一种被监视的含义。我对这三位客人，有言在先，开火后，我没精力照顾大家。请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艇上没有空闲地方，请你们三位就坐我面前，我的一举一动，你们都看得清楚。临开航时，我命令水手长用传递索将他们与扶手索捆牢，防止被水流冲下海去。
编队接敌过程十分顺利，可以说没有任何曲折。大约20时50分，编队在正前方发现目标。此时，指挥艇距敌先行的护航舰艇有6-7链距离，艇向角在150度以上。而距后续舰船，当在6链左右。敌向角90度以上。这时敌向角尚可，但因指挥艇接敌时，没有提前量，对着敌舰航行，转眼之间艇向角就大于100度了。
此刻，我与敌舰相距有4链，指挥艇虽然给我下令：成左梯队。但我认为敌向角太大，不适于放雷，因此我没执行编成左梯队的命令，而是打右舵，并加速1600转/分（36节）开始缩小敌向角。我设定的诸元是敌向角85度，敌航速10节，我雷速40节。指挥艇20点53分射雷，向右转向撤出战斗。我射雷时间晚于指挥艇5-6分钟，当在21点两雷射出。我们1分队打击的目标是略小于阳字号运输船，应在500吨以下。天气不是很暗，运输船灰白色的颜色很鲜明。
我打右舵撤出战斗后，我的正前方发现有艘“江”字号护卫舰艇，敌艇上人员未就位，正在往战位上跑。这艘护航舰艇，在我航向右侧10米处，敌我相向航行，方位变化极快，我通过它时，我艇激起的浪花正好落在它的艇身上。我立即打开烟幕开关，放出小于30秒的烟幕，以掩掩自己。烟幕施放停止后，我又打右舵，进入返航航向，此时我相遇的“江”字号才开火，打的是烟幕。我发现正前5-6链处，有1号艇，我当即向它靠近，并一起返航。
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敌舰船是个小型运输船编队，共有4艘船艇编成。运输船为500吨以下的小运输船；有1艘“永”字号，2艘“江”字号护卫。“永”字号为先行；运输船在后偏左，右侧各1艘“江”字护送。
此役射雷无果，应属于失败的教训。我认为有三条教训应立即接受：
第一是雷达引导快艇攻击，只能说基本成功。指挥所在计算快艇以什么航速、航向接敌时，要考虑发现目标时，不应敌向角太大，而应在20度至45度为宜。敌向角扩大容易而缩小很难，此其一；角度太大，敌人容易跑掉，而锐舷角则不易跑掉。
第二，编队没指挥、没集结，上来就攻，体现不出有中队指挥。这次如集结一下兵力，集中打1条，或许有战果的。
第三，此战之后，大队长张朝忠曾找我谈话，问我：“有人反应：高东亚100多度大舷角放雷，问我你怎么看？”我回答：“这次高东亚确实是大于100度放了雷。但我敢保证，这绝不是一种怕死的表现。换句话说，这不是不勇敢的问题，现在他的视力很低只能是凭经验，大致判断舷角。他平时在家评估舷角时，总是相差很多。我希望首长别难为他了。”张朝忠听了我的真实汇报后，说：“我以前也听说，他视力不太好，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大队长又问我：“有人反应，闫廷祯没瞄准就放雷。你怎么看？”我回答：“反应情况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全是真实情况。我今天跟首长说心里话，我反对这种带有告密味道的反映情况。2中队那些艇长随艇出海，既是学习，那就应当既学习又帮助才是。”张大队长随即给我做了解释，我依然觉得这种作法不利于鼓励艇长们敢于英勇杀敌，而会引起消极作用。
苏联专家发难
1955年1月15日晚，我们中队4艘快艇奉命返回石浦港清洁保养。实际上这是进待机点40天后的一次小休整。天刚暗下来，中队长就带领我们中队驶离白岩山锚地，开始了返回石浦港下湾门停泊点的航程。当天的气象条件尚可，没有大的风浪，一路顺利，既没有掉队的，也没有任何小事故，平平安安回到了下湾门。晚8点就靠好码头，接着便是连夜给快艇一顿大清洗。
快艇艇壳是铝合金板铆合的，最怕海水的浸蚀。这次水下呆了70天，这是快艇来到中国后，在水下最长的纪录。虽然这是在冬季，水温较低，腐蚀度小些，毕竟有70天啊，我心里犹如钝刀子割肉一般，真是心痛啊。艇上没鱼雷了，又是将艇靠在下湾门码头了，心里不只是轻松，而是没有丝毫负重的感觉。余下的事，就是好好睡一觉。其实，只有久蹲战壕的战士，才真正懂得睡觉有多宝贵。我自然毫无例外，先给战艇洗好澡，再自己用温水擦洗一番，接下来就是下大舱去睡大觉了。这觉睡得美不美，只有天晓得了！
睡梦里突然有人推了我一把，并听到：“张逸民，起床了！有任务来了。”睁开眼睛，见是指导员，他说：“刚刚接到华东军区海军的电话：让你早九时正，到停靠在石浦码头的“兴国”舰去报到，那里有苏联专家找你谈话。”我看看表，已是七点半了，天已大亮。我赶紧穿上军装，作出行前的准备。那个年代，这分差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接受，于是我便仓促上阵了。
我提前10分钟到达石浦海军码头。那里有人接待我，并将我引到“兴国”舰上。我走进会议室，坐下来等待苏联专家谈话。按常理，此刻该有人来提前向我吹吹风，该谈什么，不该谈什么？让我有个精神准备。结果，不只是没人吹风，而且就我一个人傻等。
我一个人安静下来，开始想，约我能谈什么呢？既然是约我谈，大约还是与打仗有关的事吧。那时候，我年青，心境也很单纯，想事都是往好处想。同时，也将苏联专家看得很神圣。尽管如此，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个基调：一切都实事求是。
在9点20分，两位专家走进会议室。一高一低，高的较瘦，低的较胖。几乎是并排走进来的。我心想，怎么没个先后？后边接着是一位译员。还有个参谋人员。我站起身来迎候。参谋示意我坐下，我当即坐了下来。望着参谋人员，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安居告示”。参谋似乎什么都不想说，我开始感到：这次约见谈话，肯定不会轻松。而两位苏联专家一进门让我看到一副非常严肃又非常一本正经的面孔，开始觉得不妙。我立即提醒自己：“张逸民，腰板挺直了，在外国人面前，不可低三下四，这里事关国家尊严，要有个中国军人的样子。”
说实话，你别小瞧了我这个鱼雷艇艇长，我一生都特别重视不论是国家的尊严还是个人的尊严，那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谁，都必须加以尊重。谁若敢在我面前，损害我的个人尊严或国家尊严，我一定会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绝不退缩，绝不畏缩不前。
这里顺便说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一次在定海训练时，一位苏联顾问对我说：“你们大队里，就数你跑航线还算马马虎虎，其他人全不行。“这话挺刺耳，我让翻译转告顾问：“顾问先生，你别看他们跑航线不够标准，可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都是中共的好党员，你不能小看他们。我跑的航线不是马马虎虎，而是肯定比你强。要不信，咱俩比试比试？”苏联顾问一听翻译的这一翻话，火气来了，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喊道：“停下，我操给你看！”我跳出驾驶台，顾问迫不及待的跳进去，驾艇向西堠门驶去。虽说他跑的航线确实很标准，但我当然要跑得比他更好。我让轮机长开1800转/分，我坐在舱口上，用两只脚操舵轮，也跑得很标准。顾问看见我用脚操舵，气得不行，跑到后甲板抽烟去了。顾问不看了，我将速度减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像是什么也发生一般。可是半个月后，不知是谁多嘴，此事给捅出去了。有人好奇来问我：“你用脚操舵轮，还赢了苏联顾问？”我说，没有的事，胡扯！我都一口否认。我还说，连首长对顾问从来都是毕恭毕敬，我一个小艇长，哪敢造次啊。我深知，只要顾问不告我的状，我当没那么回事。
再回到“兴国”会议室。我腰板直直的坐在两位专家对面，那坐位安排，那架式气势，真有点像京剧里的“三堂会审”。
先开口的是那位微微发胖的专家。他既没有任何开场白，也没有任何客套话，上来就开门见山的询问“你说说1月10号战斗中送药受潮的事，是怎么回事？”我心想，苏联专家连一句讲礼貌的都没有，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失礼，起码他俩应先向我对击沉“洞庭”号表示祝贺才对嘛。现在的话题直接对着送药来了，显然意在保护苏联军用产品的名声。他们的行为说明，他们这些人并非什么专家，而是派到中国来的军火推销员。据此见解，我开始回答他们提问。
我首先详尽的说明：101、102两艇射雷后，送药都没充分燃烧，送药产生的瓦斯推力不足造成了3条鱼雷，雷尾必全部砸到了甲板；我艇的右管鱼管在管内根本推不动。我当时命令排除故障，打开鱼雷发射管后，从右雷的发射管中流出近一吨海水，送药只燃烧了三分之一。现在四发鱼雷送药全在，就存放在下湾门码头上。我建议，请专家到下湾门码头上，作一次汇诊，看看实际燃烧情况，就知道是否是送药有问题！
我汇报这个问题时，两位专家不停的耸肩、摊手，以表达他们难以理解。随后专家开始解释，讲送药制造工艺如何严谨，如何防潮等。他俩一口否认射雷时会发生送药不能充分燃烧的现象。并一再说，苏联海军建军以来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怎么可能在中国发生呢？一句话，就是死不相信。最后又说：一定是你们操作上出了问题？
我坚持说，送药出了毛病，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两位专家不相信，请马上随我到艇上去检查，发射管、送药全部在现场。连三条鱼雷射出后砸在甲板上的痕迹都在现场，一看就清楚了。那位高个子专家着急插嘴说：“我们一再说送药没问题，你怎么就是坚持说有问题呢。”我心里想，你发火也好，嘴硬也好，那都是站不住脚的事。真理在我手中，我无所畏惧。
送药问题顶牛顶死了。双方谁都不肯让步。那位陪同的海军人士，终于出来打圆场了。说：“送药的事，先放一放，我们先讨论别的问题吧？”我觉得那不是搁置一边，而是给两位专家一个台阶下。本来送药问题，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为什么要来争呢？只有天晓得了。
接着那个瘦高个问我，说：“请你说说，鱼雷命中情况？”我接着介绍：从发现敌舰，一直说到鱼雷如何在“洞庭”号舰桥下爆炸。我介绍得非常详尽，非常有根有据。
我介绍完之后，两位专家先是一起交谈了一会儿，按中国人的习惯，这大概是先统一口径吧，然后才好一致对外嘛。
“你的鱼雷真的是命中“洞庭”号舰桥下方吗？如果是，为什么要沉四个小时呢？你怎么可能在夜间30链发现敌舰呢？夜间这样远的距离发现目标，是绝无可能的！”
其实，这两位苏联专家，是在借题发挥，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的鱼雷打中了“洞庭”号中腰，还沉了四个小时，那苏联造的鱼雷威力哪里去了？这不是给苏联人丢了面子吗？所以两位苏联专家便从我命中舰桥下方提出怀疑。为了证实我叙述的全是谎言，包括从我发现敌舰远近也都提出了怀疑。这怀疑之下，疑窦之深，证明两位苏联专家，想全盘否定我。
战斗的情况是真实，任何怀疑都是站不住脚的。此时，我真的感到了，我是站在被告席上了。我正在接受苏联大法官的审判一般。那个时代是“一面倒”，全面向苏联海军学习。苏联专家是太上皇，这提法虽不中听，但又是真正的事实。说苏联专家、顾问是碰不得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跟苏联专家、顾问交谈的用词、态度、礼貌等，稍不慎，就会房倒屋塌。我是个小小的鱼雷艇艇长，更经不起人为大地震的震动了，尤其可以随意给你戴到头上的那顶反苏政治帽子，一旦被扣，恐怕这一辈子都别翻身了。此刻说我毫无顾忌，那是吹牛。但我怕又有何用？这牵涉到国家和个人尊严的事，也只能坚持实事求是了，还能顾忌其他吗？没有退路了。
我说，我射出的鱼雷是在“洞庭”号的舰桥下方爆炸的，这并非我一人所见，我艇舱面人员全可作证。至于说30链发现敌舰的事，因那天晚上有明月，是阴历腊月十七，不仅有明月，而且非常巧，“洞庭”号就在光带上。事实上我发现时，比我说的距离还要远许多呢。
两位专家坚持说，命中敌舰舰桥下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一定是观察错了。如果是舰桥下方爆炸，肯定几分钟就会沉没，怎么可能会沉四个小时呢？
我始终坚持鱼雷是在敌舰舰桥下方爆炸的。至于为什么要沉四个小时，我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首先，这颗鱼雷我设定的深度是1米。鱼雷这东西，爆炸深度对鱼雷爆炸威力有巨大影响；另外，“洞庭”号是艘美援舰艇，也许结构设计、制造工艺都比较好，所以能够抗住鱼雷的巨大爆炸。我说的这二条，是两位苏联专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我的话刚一出口，可惹来了大麻烦。两位专家齐声说：“你怎么说美国的东西好呢？难道苏联的东西不好吗？”一句话，让两位专家恼羞成怒，情绪到了气极败坏的程度，将记录的笔记本“啪”的一合，说声“结束”，抬起屁股走人了。这两位苏联专家的霸道相，至今仍犹言在耳。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受辱。
我怕此事不能用“受辱”两字可了断的。之后的麻烦还多着呢。不过，我也想通了，我本人不过是蝇头大小的干部，实在不行就走人。但是个人尊严第一，国家尊严第一，我没给中国丢人现眼，足够了。
说实话，有关“洞庭”号是否拦腰命中，不仅苏联专家不相信，在海军中持有怀疑态度的，恐怕还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更相信苏联专家的判断，而不相信亲历者所亲眼观察。好在事实终归是事实。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海军专门组织了一次对“洞庭”号残骸勘察性的水下作业考察，得出确实命中舰桥下方的结论。当时鱼雷爆炸后，遂将“洞庭”号炸成两截，但因有舰桥相连，这艘舰没有立即分裂成两段。后因大风浪的作用力，军舰的后半段先沉入海底，前半段晚沉了数小时，两段沉底和位置，相距竟有5浬之遥。事实证明，我的话是可信的，又是实事求是的。
今天读者，对人民海军击沉了美制蒋军的军舰，都要被外国人说三道四，并蒙受不白之冤，可能会百思不解。但这确实是真实情况。这两位所谓的专家，其实不过是苏联军用产品的官方推销员而已。我即便有不白之冤，在“一面倒”的旗帜下，还有鸣冤的去处吗？绝对没有。
鲜花和掌声
1955年2月26日，我军进驻南麂山岛。至此，浙江境内敌占岛屿全部解放。浙江沿海交通线全线打通。浙江人民沉浸在庆祝全境解放的欢乐之中。我们华东军区海军快艇部队，也在浙江全境解放的战役中，经历了5次海战的洗礼，锻炼成了一支坚强的海上突击力量。此时鱼雷艇部队，受命从待机点返回快艇部队母港—舟山群岛定海港。
1955年2月底的一天，晴空万里，海面波平浪静，非常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我们返港部队从定海南水道入港，经大五奎岛东侧驶入内港。一接近内港，便见到海堤上站得满满的欢迎人群，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定海人民以万人空巷的热情来欢迎凯旋归来的子弟兵。这场景令水兵们激动得热血沸腾。中队指挥艇101艇按照苏军的礼节，指挥员下令本艇的德斯卡机枪，向东南方向发射了200发子弹，表示对定海人民的敬意。此时此刻，我面对舟山人民爆发的空前对子弟兵热爱的情感，内心感动不已，感到自己已和舟山人民心血相融，鱼水难分。这种感情，一直延续至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落潮流靠的码头，全艇队各艇长都靠得非常利索。全队靠码头后，中队长鸣哨立正，跑步登上码头向舟山基地首长和要塞区首长报告：“鱼雷艇第1大队第1中队胜利返航，请首长指示！”各艇官兵都穿的常服，精神抖擞地列队在前甲板，等待礼毕后，首长们登艇检阅。基地和要塞区的首长，在大队长张朝忠、政委郝振林的陪同下，登上一艘艘战艇，同艇员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和祝贺。此刻，码头内外，海堤上的人群红旗挥舞，口号震天的场面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首长检阅快艇后，回到了码头上，基地政委李志明将军对张朝忠说：“让你们大队那位击沉“洞庭”号的艇长，来跟我们见见面吧。”张朝忠说好。转身向我招手，示意我上码头与首长见面。我立即跑步上了码头，规规矩矩站好，向首长们行了举手礼。张朝忠将我向首长们一一作了介绍。最后介绍的是李志明政委。李政委不无风趣的说：“哎哟，张逸民同志很年青嘛，也很英俊哟。你打得好，给我们舟山人民争了光啦！”
接着，全体艇员便乘大卡车到基地大礼堂参加欢迎仪式。礼堂的会标上写着：“热烈欢迎子弟兵凯旋归来与庆祝浙江全境解放大会”，十分醒目。
大会庄重而又热烈。会议特别给我的102艇全体成员都戴了大红花。对我更特殊，给予我披红戴花。而且披的是双十字红，就是左肩右肩披两次红，这算是彼时只有科举中状元的待遇了。会上有三件事让我终生不忘。
第一件事：欢迎大会期间，我的脖子上系了十多面红领巾。会后大都被留艇值班的战士要了去。但有一条我很珍惜，要留作纪念。这是舟山本岛的一个乡村小学敬献的红领巾，上面工工整整的写着九个大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并有40多位师生的签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鞭策，让我始终不敢有半点偷闲、始终奋勇向前。
第二件事：舟山基地李政委亲自为我披红戴花。这就是没齿不忘的一次极大激励。在我心中，这就是奖章，这就是金牌。奖章与金牌鼓励的就是鱼雷艇要有勇于献身的伟大精神。
第三件事：会后，李政委拉着我的手说：“张逸民同志，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们俩推心置腹的谈谈心。”说实话，李政委的盛请邀请，很让我感动。那次在首长办公室里，我们谈的很多。从驻进待机点的生活，到我个人经历，首长都听得饶有兴趣。李政委也讲了许多，其中有一个观点，始终牢记在我的心中。李政委说：“北洋水师有快艇，民国海军有快艇，在外敌侵略的关键时节，他们都毫无建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快艇全由纨绔子弟组成，泡在红灯绿酒之中，哪里还有半点献身精神。而今天，我们是从解放军陆军中调来的，传承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是共产党员嘛，都有献身精神。所以你们这些年龄的共产党员，就是海军的希望”。他的话，让我大受鼓舞。我与李政委的交谈，虽然仅此一次，但他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处处渗透着智慧之光的长者。他的性格开朗，又很重情，观察事物很深刻，也很有激情。他又是一位诗人，老红军中，他的文学修养是佼佼者。也许就是因为他有真诚与激情，心中才能孕育出那一首首感人的诗篇。
没过多久，组织上再一次将我以战斗功臣的身份，让我晋京参加了国庆观礼。我将此行看成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这次观礼活动，时间过月，在东北四大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那是解放军基层晋京观礼的专列啊。在我心里，那是一次特殊的政治教育，一生不忘。而最令我难忘的，在观礼台上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那天尽管阅兵时大雨滂沱，天安门前有积水近尺深，水兵方队的水兵裤腿都沾满黑色的泥浆，可水兵们依然情绪饱满，挺胸向前。展示了中国军人的气质和志气。阅兵结束，群众游行完毕，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由东走向西侧，向观礼台上的观礼人群挥手致意。说实话，处于那个年代，能见到毛主席，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大的满足了。从心里感到幸福，觉得全身都是力量。没几天，朱德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全体观礼代表。朱老总可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老模范啊！我真的由衷爱戴这位伟大的老前辈。朱总司令是全军的一面胜利旗帜，心里边那“团结”二字又涌向心头。见到朱老总，就要牢记全军的团结，全党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啊。见到朱老总，今后就要扛起这面团结的大旗，勇敢向前。
本文作者：张逸民，解放军海军中参加海战次数最多，击沉敌舰最多的战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