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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平按】各位，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的日子，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22年前的七月一日，英国人哭成泪人，我们笑出眼泪。但是，22年过去了，香港保持了我们承诺的繁荣与稳定，可是香港却经常令我们操心挠头。 从各大媒体了解的情况看，本月因修改罪犯引渡条款引发的风波，虽然显得莫名其妙，甚至是反智，但余波仍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很可能会利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再次掀起波澜，让每一个珍爱香港的人痛心疾首，心里堵得慌。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香港的乱象，我们无数人一直都在追问，香港到底怎么了？香港到底因何成了这个样子？ 这些年，各方一直在解读，在反思，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平也在前几天发文《透析香港：东方之珠的兴衰与荣辱》，表达自己在某个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不过，前几年的互联网上，曾经流传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据传是一位香港立法委员所作。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谈出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从内容上看，此文写作于2013年。虽然过去了6年，但读来仍然让人有猛然醒悟的感觉。在重要纪念日来临前，特地发布此文，以飨读者。 需要注意的是，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非常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 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 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 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 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正文】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海湾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本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 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 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 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 那时，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 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 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 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 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 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 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19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 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 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 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 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 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必须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 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 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 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 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 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 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1990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 毕竟，香港是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 没错，本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 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
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国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 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 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 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本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 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 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所以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 那么，本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央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央政府么？ 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老平注：就像一个没有决策能力的少年，失去了家长的指引）。 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 20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 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香港政府在19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 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 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 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吞噬香港金融，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下图为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 从1980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 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 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 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于是，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 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2013年）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 3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 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5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 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老平注：老平忽然想到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想到了法国声势浩大的黄背心运动！那么，民意到底是什么，不值得玩味和深思吗？那么西方那套选票民主，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悖论？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 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 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央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本委员对此也不乐观。 香港舆论对于中央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 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 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 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央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 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 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本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央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END 下图为香港某立法委员竞选者，甚是落寞。
【老平的点评】各位，读完某香港立法委员2013年撰写的此文，有何感想？请到留言区参与讨论。 老平对本文的很多见解是认同的，也一度觉得香港问题的症结在港人的心理优越感。可是，时间到了2019年，到了深圳2018年GDP已经超过香港的后一年，我们还应该这样看香港吗？ 最近曾经有刷屏朋友圈的文章，觉得回归后没有做“去殖民化”，貌似很热。可老平坚持认为，这都还不够深入！更深层次的核心问题，老平在文章中已经点出了：回归不完整！ 法院，那是一个衡量是非曲直的要害部门，是香港社会价值观和行为的标尺，怎能旁落于外国人手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国旗、国歌的基本礼仪，这在全世界都是天经地义的常识，一些反对势力竟然能够在香港存在，原因都在这里！ 老平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是假的，别遑论什么“去殖民化教育”，因为人家不可能让你进行下去！ 改变这一现状的希望，目前全部在香港立法会！请大胆对《基本法》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不要被那句“五十年不变”禁锢了自己，不要为了两制而两制，标尺应该是有利于香港繁荣！ 各位，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国，这是根本。两制是香港和大陆可以制度上有所差异，而不是说香港一定要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呀，对不对？！这是香港现在掉入的最大陷阱！ 老平认为，任何有利于香港繁荣与稳定的举措，香港人都应该去尝试，而不是守着过去的那套制度（不限于法律体系和权力架构）！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应该站出来，鼓励香港进行自我革新，适应时代的发展！ 老平相信，只有持续变革、与时俱进，香港才有可能一直保持东方之珠的迷人风采！ 祝福香港繁荣昌盛！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