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好多朋友都在调侃数字蒸馏,说是企业把员工解雇后,数字员工分身接手了原来的员工的工作,昨天还上班的同事,今天就被赛博炼化。
诚然,段子会带来恐惧性的传播,但实质上,人们恐惧于自己成为被机器替换的耗材,但这恰恰是对“数字蒸馏”最大的误读。
真正的蒸馏,不屑于针对底层的重复性劳动,它将少数精英的认知提取、炼化,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数字胶囊”,再喂养给海量的普通人。它要通过提升大众的劳动效率,收割劳动者更多的产出与迫使其效忠。
要看清这场赛博时代的阳谋,我们需要把时钟拨回过去,粗略回顾一下这片土地上,知识的“蒸馏权”与社会的“组织结构”之间,是如何共生的:
一、在农业文明早期,社会试错成本极高且信息载体昂贵。生存与博弈的经验(农耕节气、灾害应对、军事指挥)高度依赖长者的“肉身存储”的经验结晶。
这种对昂贵信息的蒸馏权,构成了长者的绝对权威,年轻人必须无条件全盘接纳知识蒸馏权者的“思想钢印”——即绝对的忠孝。
每一代节点在向下分发信息时,都会层层叠加自身利益,最终将社会的权力结构塑造成树状网络。个体只向其直接的信息蒸馏源效忠,形成了“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经典封建依附。
二、进入农业+手工业时代,随着四大发明中造纸与活字印刷术的普及,知识迎来了第一次标准化与低成本复制。这一技术红利意外的被统治阶级收编,掌握了知识的蒸馏权。
帝国中心利用技术优势,将知识蒸馏后,越过传统的贵族与长者,以低成本向底层节点进行统一的、格式化的知识灌输。传统的“树状”信息蒸馏链条被暴力折断,形成了围绕皇权的“中心”辐射网络。
一系列的复杂节点被越过,个体直接承受中央信息蒸馏,封建依附制随之瓦解,社会被重构为专制大一统。
三、进入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报、报纸、无线电乃至互联网的出现,知识的传播迎来了物理性的降维,知识的蒸馏权迅速从皇权手中剥离,进入到了掌握生产力的资本手中。
资本通过极低的成本让民众获取过去宝贵的知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注入符合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利用其推翻了失去信息蒸馏权的皇权,并形成了围绕着各式各样大资本的多点互联的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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