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自称“基本盘”，且自己为自己发声，那么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不论这个发声的内容是什么，体现出的阶级认知、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是如何之容量、如何之方向的，我觉得都可以，都没关系。
但是，许多“自上而下”为之发声的「声音来源」，为之行文的笔杆团队，为之“撑腰”的雷霆能量，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吗？
它安抚哄溺基本盘，是出于真心尊重吗？
简而言之，为基本盘发声，当然可以。
但是，要看谁来说。
以及，说话的身位与姿态是什么，说话的目的与诉求又是什么……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划时代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过一针见血的指明：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彼时，在19世纪德意志的社会环境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统一运动的形势高涨，“爱国主义”成为德意志各种政治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口号和旗帜，社会中也滋生了一些非科学的“爱国”现象。
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于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深刻批判了德意志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等现象。
1840年，恩格斯在评价德意志知识分子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文章里，对“德意志狂”思潮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批判，揭示了“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和世界观错误。
阿恩特其人是一位历史学家、诗者，他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以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为阵地，以散文、诗歌和一系列题为《时代精神》的小册子来表达对法国的谴责，他宣称：
对法兰西民族的仇恨是每一个正直的德国人应该肩负的道德责任！
这种对德意志民众寻找到了一位“外部仇恨锚点”的舆论手法，深受统治者的喜爱，阿恩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随之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本人一夜之间成为富有民族激情、怀有民族仇恨的青年人所崇拜的对象。
但是，恩格斯却冷静认为，尽管阿恩特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是“坚定和果敢”的，但阿恩特民族思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观点则是绝对错误的。
对此，恩格斯坚决批评“德意志狂”思潮：
这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
他把“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总结为“简单粗暴的‘仇视法国’”，指出：
仇视法国似乎已经成了社会的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
在恩格斯深邃的世界观中，“德意志狂”的错误在于：
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更是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
1843年3月，马克思正在荷兰旅行，通过当地和法国的报纸，他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为此他感受到了“民族耻辱”。
然而，即便是普鲁士“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连外国人都不会被普鲁士制度及其本质迷惑，可是德国本土之内的底层民众们仍然没有对普鲁士“畸形”专制制度的统治感到羞耻，依然相信普鲁士政府身披自由主义华丽外衣，无法辨别其专制、腐朽的本质。
马克思不由悲从中来。
他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痛墨：
德国的状况使我感到难受，而且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忍受下去的。
您会笑着问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知耻干不了革命。我的回答是：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
我承认，德国现在甚至还没有感到羞耻，相反，这些可怜虫还是爱国者。如果不是这位新骑士（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丑态毕露给了我们一种令人快慰的反面启示，我们还会一直耽于幻想。这种反面的启示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以及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畸形。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支配的对象，我们才生而为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方式，用自己的思想去建立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而这种方式是不会被一切可能的"对象"所危及的，是我们能够真正地获得这种尊严的唯一方式。
2
那一时期，恩格斯从欧洲革命形势的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提出具体要求：
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
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如是指引，在约莫百年后的东方，如愿得以传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毛主席《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作为革命之交，马克思对“德意志狂”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有着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在1843-1844年期间，老马从消灭德国现存制度的视角严肃批评了德意志社会中的国家主义至上观念和狂热非理性的爱国情绪。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德意志狂”背后掩盖的经济关系，还通过对“德意志狂”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
老马把对“德意志狂”批判与经济现象结合起来，表明其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民族问题。
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分析方法。
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论也在日后直接启蒙了俄国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
其时，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意志狂”的批判，还涉及推翻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构想。
他认为极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为德国现存制度的辩护是异常反动的：
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回避德国的现状，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中去寻找德国的‘自由历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
1848年3月，柏林爆发武装起义，革命的烈火迅速点燃德意志全境。
在这场革命中，各邦封建君主、保守的容克地主以及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作为旧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均是革命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他们在革命爆发以后迅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提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消灭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压迫，废除封建义务等主张。
由此可见，马恩在革命爆发之初就意识到打破封建意识对推进德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通过发表震动全德乃至全欧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老马猛烈抨击封建思想残余：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们，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
在马恩看来，德国社会的封建思想残余，严重消解了德国革命的形势，大大阻碍了德国革命的步伐。
如果不彻底打碎人民头脑中对君主政体的幻想，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随着革命的深入，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越来越感到恐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中，他们逐步从犹豫退缩到妥协动摇，直至背叛革命，同反动势力相勾结，摧残和迫害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并通过报刊、海报等媒介加以舆论攻势，迫使革命者放弃武装动作、重新团结在皇权之下……
对于资产阶级狭隘民族观的两面性，老马早有分析：
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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