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前世界，中美博弈日益激烈。在这样的时代关口，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在大变局时代，什么样的领导力能够引领组织直面不确定性，实现破局制胜？
金一南新作《领导者：大变局时代的决策力考验》将目光投向中国百年变革历程，以史为镜，从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诸多优秀领导者的思想和实践中凝练出更有力、更有效的领导者思维。现摘要编发《时代之问》，以飨读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几天，美国2022年10月12日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
中国是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唯一竞争对手，现在正处于美国和世界决定性十年的初期。
美国判断，2022年至2032年是遏制中国的关键十年——如果能在这十年内遏制中国，就能彻底压制中国的发展，否则中国将崛起。美国过去不搞五年、十年规划，现在却一反常态，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需要与中国的规划相适应。
过去美国总统四年一个任期，无法制定长远规划，这种五年、十年规划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现在，为了能够应对中国的发展，美国也开始制定十年规划。
再看俄罗斯，2022年10月底，普京提出：
我们站在一个历史关头，未来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但又最重要的十年。
2022年10月，三个大国相继做出了判断：我们称之为“开局起步的关键五年”；美国称之为“遏制中国的决定性十年”；俄罗斯称之为“最危险、最不可预测但又最重要的十年”。
大国的判断极其重要，会左右世界局势。
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的变动时期。在当前的大变局时代，我们中的不少人深刻体会到了变化的剧烈程度，中美战略博弈让我们忧虑，俄乌冲突难以平息，台海局势日益紧张。
许多人对此始料未及，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二战期间的法国，许多人面对现实时感到胆战心惊。法国年鉴学派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名字叫吕西安· 费弗尔，在纳粹德国进攻并占领法国期间被枪杀，他曾说过：“唯有历史，才能使我们面对现实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句话点出了大变局的特征，它总是让那些习惯安稳生活的人感到惊慌失措。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日复一日从事着日常工作，似乎感觉不到这种激烈的变动，可能事后十年、二十年回忆起来，才能恍然明白我们当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如今，原本被认为不会再爆发大战的欧洲再次陷入战争。
其中，俄乌战争是美国在拱火、挑火，其目的是困俄、耗俄、倒俄。美国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让乌克兰冲在第一线。美国和北约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乌克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人民流离失所，家园被毁。大国不应如此利用小国，将其直接置于绝境。
美国完全不考虑小国的利益。
如今美国的统治者和执政当局与冷战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拜登总统和老布什总统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例证。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高度谨慎，警惕避免大国冲突，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消息传到了白宫。这对美国来说是多大的好事，老布什总统却没有胜利者的亢奋，反而表现出犹豫、冷淡。他说：“我不会在柏林墙上舞蹈。”
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美国媒体对他非常不满意，觉得老布什是个胆小鬼，害怕苏联，害怕得罪苏联，所以他不敢在柏林墙上舞蹈，连兴奋、高兴都不敢表现。
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赖斯，也就是后来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赖斯，面对媒体激烈的抨击回应了一句：“他（老布什）不敢在充满气体的房间内点燃一根火柴。”
为什么老布什不敢？因为MAD（确保相互毁灭）的存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吊在人类头顶上，晃晃悠悠的，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
经历过美国冷战时期的统治者，不仅有老布什，还有基辛格他们。
2015年6月，国家代表团访美，在纽约与基辛格会谈。当时我主谈的就是俄乌关系，也包括中俄军事关系——那时候乌克兰问题已经出现了。2014 年 3 月，俄罗斯收回了克里米亚，乌克兰问题已经爆发了。
基辛格说过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乌克兰的出路在于乌克兰的中立化。”他也不敢“在充满气体的房间内点燃一根火柴”。
这就是小国的命运。小国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需要左右逢源，不得罪任何一方，给每一方都带来好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样大国都会照顾它，它的生存就有了保障。
所以，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接两方的桥梁。”乌克兰要生存、发展，无论是做俄罗斯对抗北约的桥头堡，或者做北约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都会被对方整死——不是被俄罗斯整死，就是被北约整死。乌克兰不应该成为双方对抗中的桥头堡，而是应该成为沟通双方的桥梁，这样才能保持活力，双方都给它资源，它就能生存下去。
基辛格不敢在“充满气体的房间内点燃一根火柴”，这种容忍和大度源于“确保相互毁灭”（MAD）的存在，这是一种冷静和理智的表现。
当年我们代表团在6月30日于纽约与基辛格会谈，7月1日于华盛顿与布热津斯基会谈，这两位都是美国著名的战略人物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如今，乌克兰正是欧洲新的火药桶。布热津斯基在2014年就预言了这一点，但布热津斯基未能见证他的预言实现，因为他在2017 年就去世了。
美国并非没有聪明人，从老布什到基辛格再到布热津斯基，都看得很明白，只是如今在美国，这些明白人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现在，世界上充斥一批随意冒险的“二杆子”，他们个个敢在充满气体的房间内点燃火柴。
比如，在俄乌冲突中，大量武器装备进入乌克兰。2023年初又有了“坦克联盟”，英国的“挑战者”坦克、德国的“豹式”坦克和美国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先后进入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决。
当前局面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些小人物掌握大权后肆意妄为。在冷战时期，是美国肯尼迪和苏联赫鲁晓夫这样的领导人对决。今天主导北约的是什么人呢？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 鲍尔，荷兰海军上将，在荷兰最多指挥一万人都不到，现在却统领北约的 300 多万人。荷兰没有大国担当，没有大国意识，对 MAD 机制的存在也感受不到。鲍尔竟然宣称，北约已经做好了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准备。这正是小人物掌握大权后的恶性膨胀，他根本不知道大战的严重后果，荷兰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历史记忆。
再看另一位领导人—— 挪威前首相、北约前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曾公开表示：“过去八年北约一直在为对抗俄罗斯做准备。”这是把底牌公开亮出来了，坦言北约过去八年都在为对抗俄罗斯做准备。
现在是一批小人物承担大政，主导北约，主持大国博弈。
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大的场面，也从未指挥过如此多的武装力量。这种跃跃欲试和急于有所作为的态度，使得他们不怕把事情闹大。
“坦克联盟”出现后，接下来又出现了“战斗机联盟”， “战斗机联盟”之后还会有什么？ 2023 年下半年，荷兰首相吕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42 架 F16 战斗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坐在 F16 驾驶舱内，丹麦将向乌克兰提供 19 架 F16。即便是丹麦、荷兰、挪威这样的小国，也在参与主导大事。
一些小人物也在试图操纵大国博弈，使国际局势充满变数。
比如，2022 年 8 月 19 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中将撤除了阿利· 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霍华德”号日裔舰长伊川健治中校的职务。为什么撤职？
因为调查发现，8 月初在中国、菲律宾仁爱礁冲突中，伊川舰长主动打开火控雷达，违规操作。火控雷达不能随意打开，但他打开了，企图引诱中方舰艇攻击，然后谎报中方有攻击行为并要求反击，意图挑起中美冲突。尽管他是日裔，但他的国籍是美国。美方调查人员发现，伊川家族在广岛核爆事件中家破人亡，伊川健治既仇恨中国又痛恨美国，认为中美开战两败俱伤， 日本帝国才能重新崛起。
当下的国际政治错综复杂，但绝不仅仅是大人物们就能主导。还有一帮小人物跃跃欲试，唯恐事情不大，希望能够从火中取栗。这种态势非常危险，没有人知道，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什么时候、会如何落下。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主要是领导者的选择。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众多的风险和挑战。
那么该如何抉择？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
第一，和平还是战争？
第二，发展还是衰退？
第三，开放还是封闭？
第四，合作还是对抗？
要抓住未来，必须回答好这四个“时代之问”。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强调“斗争精神”。最初，其实大多数人不是很重视，觉得讲话中提到的“斗争精神”只是其中一个小的要求而已。
“斗争精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它具有激烈变化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处于这种大环境下。随着时间推移，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越来越激烈， 随着台海形势，包括各种各样的周边形势越来越严峻，对“斗争精神”的强调越发突出。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再到二十大，总书记不断强调“斗争精神”，大家对其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尤其是“干部的斗争精神”。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自己在思想上的桎梏。
我们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近代历史经历的制约。自近代以来，中国历经积贫积弱，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曾面临困境。以前“东亚病夫”这个称号不仅指中国物质上的贫困，更指精神上的贫乏。
自1840年以来，我们遭遇了太多的苦难、挫折和失败，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导致割地赔款，使得我们极度缺乏胜利所带来的心灵滋养和陶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团体，如果从未经历过胜利，只是一再地遭受失败和苦难，那么永远无法从“苦”和“败”中走出来。唯有通过胜利改变这种状况。
长期的失败、长期的损失、长期的低调、长期被压制，使我们社会上充斥着很多“座右铭”式的观点，比如：“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出头的椽子先烂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忍’字头上一把刀”，等等。这些俗语都强调了忍耐和退让的重要性。许多人将“忍”字挂在家中，作为人生的一条准则。
然而，我们应当反思，这种“忍”字当头的思想究竟带来了什么？环顾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忍”而崛起成为大国的。前述那些“座右铭”，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个人经历中，尤其是经历过近代以来屡屡失败和频频受挫的现实。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斯科贝尔曾分析中国的战略文化，认为，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在解决冲突时倾向于和解，主张防御而非进攻。
事实上，我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将儒家思想与近代的经历叠加、混杂，形成了“和为贵”“忍为上”“退为高”等观念，这些观念长期浸润着我们的思想，使得“能和决不斗，能忍绝不干，能退绝不进”成为许多人的行为准则。
当然，西方也分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认为其关键在于领导者决策方式不同。
在“战”与“和”之间，东方倾向于选择“和”，西方则更倾向于选择“战”。
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始计》中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我们不要以为《孙子兵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面对冲突，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动武是最便宜的选择。有什么好谈的？能打下来就不用谈，费唇舌、费时间。打不下来再谈。
东、西方思想差异很大，我们总是尽量避免动武，人家却是能动武就动武，打不下来再谈。
在做决策时，我们是只要能和就和，决不轻易开战；不得不战时，我们采取积极防御，西方则选择进攻，先发制人。
西方一旦在战争中胜利，就要求敌人无条件投降，对其施加各种惩罚；我们则选择宽恕。
当然，东、西方的差异也不尽是如此。东方不包括日本吗？
1879年侵占琉球、1894 年甲午战争期间侵占朝鲜、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1941年偷袭珍珠港，日本特别强调先发制人，提倡突然行动，主张正面攻击。所以在讲东、西方差异和战略选择时，东方可以排除日本，因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其思维与西方一致，我们只能泛泛而论，不能把日本包括在内。
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直到毛泽东出现才有所改变。毛泽东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太大。
1917年，毛泽东只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个学生，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奋斗自勉》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给近代的中华民族做了个绝好的开创。
毛泽东讲的是“奋斗”，不要把“奋”字去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这与单纯的“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毛泽东讲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率领一伙人，与人民站在一起，去跟那“三座大山”奋斗。
我常常说，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新一代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