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再度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方壮猷先生有过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恰如“洛阳纸贵”一典的左思，其《咏史》一诗直指仕途败退的实质，即西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制度真相：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同时，更让史客为之迷茫的是，在历史的诸多阶段，这些坐拥丰盈既得利益的阀吏，却又是最为喜好高擎红旗之人。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或许在那个时日，他已然看到了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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