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网地廊——中国电缆入地工程
曾经中国的输电网络全是走架高的。
也就是满街电线杆，每条街左右两条人行道就是两排电线杆，十字路口还要纵横交错。
遇上城里还有电动公交系统那更不得了，满街都是梳着两根大辫子的巨型蚕宝宝在转悠。
举头望明月，明月切四块。
人整个生活在一张巨大的电网下面。
就这还是大城市的基建投入足，用的都是水泥预制电线杆，所以可以做得比较高，电线离地距离比较足。
小城市、厂矿企业没这条件，用的往往是焦化后的木质电线杆，那就矮得多了。
这个街景，就非常的”昭和”。
日本街景
这种做法，坏处极多——
首先极大的限制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电线杆子离地才这么几米，谁敢走高压线？只好全用细线，既然用了细线，为了减少线损，只好大量用铜线，其实成本很高。
又因为没法用高压大电缆，只能加倍的用小细线，难免搞成蜘蛛网。这还罢了，这种220v市电还是各路英雄豪杰大胆搭线飞线的天选方案。只要你说得动片区负责的维护工程师，你家用电基本免费。
搞到后来根本没人说得清这些线路到底谁背了多少负荷，接了多少不花钱的小电炉。
总之小灯不熄只管用。
除此之外，城市景观树也是个巨大的麻烦——园林部门每年都在拼命的修剪树枝，生怕树长高了把电线扯断，更怕秋天电火花引燃枯叶形成大火。每年把全城的树全修剪一遍是什么工作量？于是很多城市街区索性不栽行道树，白茫茫一片落个清静。
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大的弊端也要用这种构造？除了挖沟埋管入地方案有不小的工程成本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战争或自然灾害条件下快速抢修。
埋在地下被炸断了，找到断点非常麻烦，架在空中一目了然。
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在当初痛下决心全面进行线缆入地工程，一旦改开春风吹过大地，这张天网会膨胀到什么程度？
上海市两千万人口，还是顺承这张”天网”供电，衡山路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完整的太阳。《繁花》拍出来怕是一种赛博朋克风。
我们在80年代开始着手实施，九十年代加速推进，到2000年，国产电缆才开始爆炸性增长。花了十年时间，在2010年前后基本实现了所有省会、直辖市和重点城市的入地化工程。
基本上你所在的的城市如果人口超过300万，也是在2000年后出生，你应该基本就没有见过满街电线杆这个画面。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90年到2010年之前，入地一般走的都是人行道下挖的暗槽，经常会有”人行道上一排水泥盖板”的设计。小屁孩们最喜欢顶着爹妈的怒吼作死在上面嗵嗵嗵一通跑，然后踩穿某块预制板摔掉半颗牙送医院缝针。
这要到2010年后普遍应用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后，这些主管线才移到了马路的下方，把人行道让出来了。
这事说来轻巧，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城市青年也几乎毫无察觉，然而考虑到中国幅员之辽阔，总工程量殖浩大，历史欠债因袭之深，着实堪称人类工程史上的一首史诗。
不信各位参考一下拉美、东南亚、南亚这些在80年代远比我们处境优越的地区，甚至包括东亚的日韩台这些富裕地区，它们都没能做到2000年还相当贫穷的我们的程度。
首尔2024年地下化率62.2%，力争2040年提高到68%。当然公平点说它有大量老街区无法改造，拖了后腿。
北京目前全市平均地下化率85%-90%。上海全市平均74.5%，其中内环主次干道达89%，陆家嘴金融城就不提了，衡复历史风貌区（也就是我们的历史街区）也已经100%。
广州地下综合管廊长达175公里，老实说，广州真不太大，电缆化程度可想而知。
幸亏当年勒紧裤腰带硬是解决了。
中国文化最强悍的点就在于毫不自轻自贱，永远近乎无情的遵循第一性原理，坚决的最正确的战略性努力。
住瓦房窑洞也要造原子弹，饿着肚子也要挖通红旗渠、葛洲坝、全国铁路网，月均工资一千人民币不到的时候，就断然建设规格远超日本韩国的地下管网系统。
衣衫褴褛，然而从不怯于仰望星空，俯瞰大地。
贫穷、无知、缺少朋友，道路漫长，前途未卜，那又怎样？
地球是圆的，石头是硬的，物理规律是不变的。
扫帚到了，灰尘就会扫掉。
身为华夏子孙，不要哭哭啼啼。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功夫到了就会在物理上有效、物理有效就会创造价值的事。
用不着任何人批准，也不用等谁来支持，埋头干完，顶天立地。
别丢祖宗的脸。
二、吃饱饭——明代赈灾的智慧
受各路电视剧影响，我能想到灾荒的情景大概就是大雪纷飞，饿殍遍野。
能想到的赈灾剧情，就是一个官员，对着一群饥肠辘辘的人施粥。如果是贪官，粥里面的米很少，因为粮食被贪墨了；如果是清官，粥就能熬得很浓稠。
「赈灾」这件事被塑造成是一个只要是清官，就能做好的事情。
这是个非常大的误解。
在粮食不足的时候让每个人不饿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前段时间因为写小说找资料，翻到一本《救荒事宜》的小册子，明代人张陛写的，书里体系化的介绍了怎么赈灾。
讲赈灾前，张陛写了一些灾荒的情况。里面没有史书里写的类似「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状。从灾荒发生到饿殍遍野，是有一段时间的。粮食开始供应不足时，百姓还是会根据存粮计划着吃，比如先从每天三顿减少到每天一顿。
这个时候，如果站在城市的高处往下看，即使是饭点，大多的烟囱也是不冒烟的。
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有一种恍然大悟感，现代人因为用的是燃气灶+抽油烟机，不太会想到灾荒就是烟囱不冒烟，我自己对饥饿的直观印象是点不到外卖或者超市里面米被抢光了。
1. 粮价与低价粮分配
灾情发生之后，怎么赈灾？
张陛提了十条救灾的方法，对不同的人做了分层，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粮食的供应问题。灾荒时，因为缺粮，直觉上是要平抑粮价，防止粮价太高、粮商趁机牟利，但张陛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把粮价压的比平时还要低，外地就不会有粮商运粮食进来，反而对灾情不利。
宋朝官员赵抃，在越州遇到蝗灾，抬高了一些粮价，各地粮商把粮食运过来，很快解决了蝗灾造成的饥荒。张陛主张收购粮食的价格要适当提高，解决外地粮食进不来的问题。
其次是下等户买粮问题。粮价变高以后，供应端问题解决了，但下等户买不起粮怎么办？张陛的主张是拿出一部分粮，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下等户。
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冒名问题，可能一个人分成几十个名字领低价粮，真正的下等户可能反而买不到低价粮；二是定额，一次要按斗买，但有些下等户一时凑不到那么多钱。
张陛提出的办法是低价粮按照「坊」做分配。每个「坊」登记下等户数量，按照下等户的数量，五天一次将低价粮发放到每个「坊」。
每个「坊」由一两个「义士」来负责低价粮的发放。下等户只能在自己坊买低价粮，这样就解决了冒名的问题，因为每个坊的人都是熟悉的。下等户可以五天里面分几次陆续买走这些粮，解决下等户一次凑不齐钱的问题。
2. 通过免费派粮解决贫困户的吃饭问题
下等户家里还有些余钱可以买粮，但真正的贫困户连买粮的钱都没有怎么办呢？只能免费派粮。
电视剧里也会演，灾民在衙门前排队，拿着一个口袋去领粮食。
但问题是，怎么确保每个人都能公平领到粮食？如果有人重复领怎么办？明明家中有足够的粮食还来领的怎么办？
其中一个办法是按照里正记录的册子来登记发粮。但里正的册子登记的户籍人口可能覆盖的只有实际人口的30%，没有被记录的可能是更为贫困的人。
张陛提出的解决方法非常「笨」。他会每一户都走到，根据看到的每一户实际情况来发「押字钱」。「押字钱」是加盖了印章的铜钱，不容易被伪造，这个是南宋官员郑刚中实践下来的办法。
走访到的人家，如果已经完全没有米开不了火，会被记为「赤贫」，如果还有一点存粮会被记为「次贫」。每一户可以拿着领到的「押字钱」去领粮食，「赤贫」领到的粮食是按斗计的，「次贫」领到的粮食是按升计的。
施粮的地方，要选在一个地宽人少的地方，防止拥挤踩踏。贫困户拿着「押字钱」到施粮的地方领粮食。会有人按照押字钱登记造册，领粮人的名字、领的数量都会记录，避免强有力的壮户抢贫困户的押字钱冒领或者一人领多份。
发放粮食的人，也要注意态度，要尽量和气。发粮的时候，宁肯多分一些，不要分量不够。顺序也要优先老人、残疾人、带孩子的寡妇。
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士人的傲气。有些读书人，宁肯饿死也不想进入饥民册，救济这种人就要用礼赠的方法，让他可以接受。
和尚道士优先级比较低，因为他们受十方供养，基本不会饿死。
3. 施粥做兜底
开办粥厂施粥做兜底，乞丐之类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在粥厂领粥。
当时看完这些法子，感慨了一下张陛作为赈灾官员的细致，也为小说积累了不少素材，觉得写官员赈灾可以派上用场。
直到我翻到了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叫《赈饥呈子》，是张陛向当地官府请派人协助、允许他赈灾。
原来这位张陛不是官员，是一个商人。
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阴大饥。
山阴就是浙江绍兴，是「会稽山阴之兰亭」的山阴。
这一年李自成已经起义了四年，富饶的江南出现饥荒，大明朝廷也无财力赈饥。
张陛作为当地富商，捐出了五百石的粮食赈灾。
前面那些救济之法读起来奇怪的地方都有了解答。
为什么要抬高一点粮价来吸引粮商？因为即将坍塌的大明中央已无力用行政命令调动粮食，凯恩斯来了都摇头。
为什么里正的册子只能覆盖30%的人口？大明已经无力统计到真正的人口数，维持正常的税赋体系。
为什么张陛能够一家一户都勘查到？因为他救济的本也只有山阴一个县，并没有多大范围。
天灾并不体谅人间的难处。明朝国祚276年，记录下的灾荒一共1011次，崇祯年间又有什么例外呢。
很难讲，这种环境下，张陛救灾是否完全出于仁心，毕竟大灾便有民变，掠之于商也是常态。他在救人，大概也是在救己。
商人能量有限，捐粮容易，但确保这五百石的粮食都能落到真正需要粮食的人手里却很难。
这才是这本册子诞生的初衷，一个乡贤的自救和仁心，他出了钱和粮，需要细致的工作，也需要官员的许可来保持正当性，才能保证一个县不饿死人。
可是，这位张陛，自己家族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
他的堂兄是位纨绔子弟，年轻时，
大明朝水深火热，他毫无所知，这几年过得颇惬意。江南大雪三天，也还有心思去杭州的湖心亭看雪。
他很痴，也很闲。
崇祯年间，却容不下这样的痴和闲。「天地兴亡两不知」从来都是痴想，便是生在开元天宝，也要经历安史之乱。
张陛这位名叫张岱的堂兄，年老时，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当年可以捐出五百石的家族，最后也要经历吃不上饭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人事、制度、生产力，前者无法解决后者的问题。
但愿新时代的所有人永远不需要意识到吃饱饭会是一个问题。
三、导航——从迷路到精准定位
出生或成长在有导航的时代，完全意识不到没有导航出行有多困难。
且先不谈古代。
20年前一个暑假，我到一个城市，周边玩得很熟了，跟我爸说自己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我爸也放心，找了个同伴，让他跟我一起去玩。结果这个同伴去了一家网吧，我就自己在附近逛。
突然就下了冰雹，我至今还记得那冰雹像小鸡蛋一样。我用手捂着头，跑进一处杂货铺，还好没被冰雹砸到。但我迷了路，也没有手机。
趁冰雹停了，我找电话亭联系我爸，打了几次才联系上，我说迷路了。我爸说有没有标志建筑，有没有路牌。就这样问了半天，我爸也没搞懂我在哪里。
最后我又找到那家杂货铺，问这是那里。杂货铺的老板也很好心，直接用他的手机打给我爸，告诉我爸具体位置。绕是如此，我爸一路上又打了几次老板的手机，最终才找到我。
我爸给老板送了条烟。
在古代就更难了。出行是个极难的问题。最主要办法是看地图，加上沿途问路。碰到没有地图、加上语言不通，真的如同盲人瞎马。有地图也不一定看得懂、走得对，但难度就降了很多了。
上图是《丝路山水地图》的一部分。它可不是那种精准的现代地图，而是一幅宽0.59米、长达30多米的青绿山水手卷。
这种地图没有精准比例，没有什么经纬度，完全凭肉眼所见来画，专门会画出标志性的建筑物或者山、树、石头等。
比如上图最左侧大柳树旁写的是：黑加者力吾儿地，是西域的一处驿站地名。没找到大柳树，那就不对。右上角圆形水洼，代表有泉水。
怎么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在古代的官道两旁，官府会派人堆起一种非常特殊的”路标”，叫作”堠”。五里一个单土堆，叫”单堠”；十里一对双土堆，叫”双堠”。韩愈有一句诗：”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
更偏僻的就用石碑。
这个石头上写的是：
往左走三岔路，可达浦日；往中间河道方向，通往平坝、勉县；顺着河道向上走，抵达白岩沟；落款：道光十年六月初六立碑，由当地信士何富向等人捐资镌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