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俞大猷和戚继光的部队在福建会师。加上从广东赶来的刘显部队，明军集结了三路大军，总兵力超过三万人，对盘踞在兴化的倭寇形成了合围之势。
但仗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打下来的。倭寇占据了兴化府城和附近的平海卫，这两个据点互为犄角之势，城防坚固，粮草充足。倭寇的首领是一个叫平田三郎的日本人，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守城，他放出话来：明军来多少死多少，兴化城就是你们的坟墓。
俞大猷和戚继光坐下来研究作战方案。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战略判断上出奇地一致——不能强攻。兴化城高墙厚，强攻代价太大，就算打下来也是惨胜，必须智取。
具体的作战方案是，俞大猷率主力在正面牵制平海卫的倭寇，刘显率部在侧翼佯攻兴化府城，戚继光率精锐绕到倭寇的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和补给线，然后三路合击，一举全歼。
这套方案的精髓在于配合。三路人马必须在精确的时间节点上同时行动，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行。俞大猷负责的是整个战役中最关键、也最危险的任务——正面硬扛倭寇的主力，给戚继光创造包抄的机会。
战斗在嘉靖四十二年五月的一个凌晨打响。
俞大猷的部队率先发动攻击，炮火轰鸣，喊杀声震天。平海卫的倭寇被这突如其来的猛攻打懵了，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拼死抵抗。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俞大猷亲自站在第一线指挥，他的“俞家阵”在攻城战中发挥出了惊人的威力，火器手压制城头的倭寇弓箭手，工兵在火力掩护下冲到城墙脚下埋设火药，步兵紧随其后准备突击。
双方在平海卫城下厮杀了整整一天。倭寇的抵抗十分顽强，他们知道这是生死存亡之战，个个悍不畏死。城上城下，杀声震天，血流成河。
就在平海卫激战正酣的时候，戚继光完成了他的致命一击。
他带着六千“戚家军”精锐，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穿过了倭寇的防线缝隙，绕到了平海卫和兴化府城之间。然后，他突然发动攻击，一举切断了两个据点之间的联系。倭寇的援军被拦腰斩断，平海卫的倭寇成了瓮中之鳖。
俞大猷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下令发起总攻。城下的明军如潮水般涌上城墙，经过一番惨烈的白刃战，终于攻破了平海卫的城门。倭寇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被俞大猷的部队一路追杀，死伤枕藉。
平海卫告破之后，兴化府城的倭寇也陷入了绝境。戚继光的部队从背后杀来，俞大猷和刘显的部队从正面猛攻，三路夹击之下，倭寇的防线土崩瓦解。城里的倭寇首领平田三郎见大势已去，切腹自尽。残余的倭寇弃城而逃，被预先埋伏在沿海的明军截杀，几乎全军覆没。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平海卫大捷”。
这一仗的战绩是，歼灭倭寇两千两百余人，俘虏数百人，解救被掳百姓三千余人，一举收复了兴化府城和平海卫。更重要的是，这一仗彻底摧毁了倭寇在福建的主力，剩下的残部仓皇逃往广东，从此再也没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
捷报传到京城，嘉靖皇帝欣喜若狂。他亲自到太庙祭告祖宗，然后下旨嘉奖前线将士。俞大猷和戚继光都得到了晋升和厚赏。
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史料的记载，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那就是戚继光得到的赏赐比俞大猷多得多，升的官也更高。
这并不是因为戚继光的功劳更大，平海卫这一仗，俞大猷正面硬扛倭寇主力、率先攻破平海卫的功劳，丝毫不比戚继光的包抄奇袭逊色。但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总是对戚继光更慷慨一些，对俞大猷更吝啬一些。
原因其实很复杂，戚继光在朝廷里有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好，张居正当时虽然还没有当上首辅，但已经是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张居正这棵大树罩着，戚继光的功劳总能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而俞大猷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靠山，他性格刚直，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既不会巴结权贵，也不会拉帮结派。所以他的功劳，总是被人为地淡化。
但俞大猷不在乎，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功劳被分薄而影响自己的战斗意志。平海卫打完之后，他没有停下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马不停蹄地挥师南下，追击逃往广东的倭寇残部。他知道倭寇这种势力生命力极强，今天你不把它彻底剿灭，明天它又能在某个海岛上重新集结，卷土重来。除恶务尽，斩草除根。
从嘉靖四十二年到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一路从福建追到了广东，在潮州、惠州、碣石等地跟倭寇残部打了好几仗，每一仗都是大获全胜。到嘉靖四十四年年底，东南沿海的倭寇主力基本上被肃清了。这场持续了十三年、波及浙江、福建、广东三省、造成数十万百姓伤亡的大倭乱，终于被平息了下去。
我们来算一笔账，从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在普陀山打响抗倭第一仗开始，到嘉靖四十四年倭寇基本被肃清为止，整整十三年的时间里，俞大猷参与的大小抗倭战斗超过一百场。而这一百多场仗，他从来没有输过！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因为在漫长的中国军事史上，能够保持百战不败纪录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俞大猷就是其中之一。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不败不是靠兵力优势或者装备碾压获得的，恰恰相反，他的兵力常常比倭寇少，装备也不占优，他的胜利靠的是精密的战术计算、严格的军队训练和出神入化的临场指挥。他是用脑子在打仗。
但因为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从来不争功，这个百战不败的战绩，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倭寇平定了，俞大猷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大明朝的惯例，这个年纪的武将早就可以申请退休了。他大可以带着满身的伤疤和一肚子的故事，回到泉州老家，在祖宗留下的那几亩薄田边上盖个院子，种种花，喝喝茶，写写回忆录，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没有人会责怪他，他已经为国家做得够多了，多到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再要求他做更多。
可是朝廷不放他走。不是朝廷敬重他、离不开他，而是还有一堆烂摊子需要人去收拾。
先是广西的壮族土司造反，朝廷调他去广西平叛。俞大猷二话不说，六十几岁的人了，带着兵翻山越岭，钻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跟叛军周旋。广西的地形跟东南沿海完全不同，山高林密，瘴气弥漫，叛军熟悉地形，神出鬼没，非常难打。但俞大猷硬是凭借他那一套精密推演的战术体系，一步一步地把叛军逼入了绝境，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
广西刚平定，广东又出事了。潮州一带的山贼海寇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沿海的多个岛屿，劫掠商船，骚扰百姓。朝廷又把俞大猷从广西调到了广东。他又是一声不吭，带着他那支从抗倭时代就跟随他的老部队，继续南征北战。
就这样，从福建到广东，从广东到广西，再从广西回广东，俞大猷在南方的大地上来来回回地奔波了将近二十年。他像一颗被磨得发亮的螺丝钉，哪里出了漏洞就被拧到哪里去堵。每次堵完了，还没等他喘口气，下一个漏洞又出现了，他又得赶过去。
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险。有一次在广东剿匪，他亲自带兵追击一股顽匪，追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座海岛上把土匪堵住了。土匪绝望之下拼死反扑，俞大猷身边只有几十个亲兵，被几百个土匪围在了一座小山头上。亲兵们都说，大人您先撤，我们断后。俞大猷拔出腰刀，说了一句话：我俞大猷打了一辈子仗，从来都是追着敌人跑，没有让敌人追着我跑过。今天死在这里，也不跑。
他带着几十个亲兵冲下山头，跟几百个土匪展开了白刃战。老头子那时候已经七十出头了，手里的刀还是快得吓人，一刀一个，刀刀毙命。土匪被他这股气势镇住了，阵脚大乱。这时候援军赶到，内外夹击，把土匪全部歼灭。战斗结束之后，亲兵们围上来检查他的伤势，发现他身上又多了好几道新伤疤，有些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俞大猷低头看了看，随手撕了块布扎了扎，说：皮肉伤，不碍事。说完翻身上马，带着部队继续赶往下一个战场。
七十几岁的人了，受了伤连包扎都敷衍了事，继续赶路打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力和责任感？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但在俞大猷看来，这就是他的本分。他这辈子只会做一件事，也只想做一件事——保家卫国。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这件事就得做下去。
除了带兵打仗，俞大猷晚年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写书。
他把自己毕生的军事经验和理论思考，全部写进了《正气堂集》这部著作里。这部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兵书，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对历代兵法的注解和发挥，有对自己指挥过的一百多场战役的复盘总结，有对军队建设、海防战略、边防策略的深入思考，甚至还有对明朝军事制度弊病的尖锐批评。
俞大猷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顾虑。他已经因为说真话吃过好几次大亏了，在金门因为上书言事被撸职下狱，在北边因为直言边防弊病被上官猜忌，按说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学乖了，应该说些不痛不痒的漂亮话了。但俞大猷不是那种人。他的《正气堂集》里，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指出的弊病就毫不留情地指出，言辞犀利，不留情面。
比如他批评明朝的海防战略，说朝廷把战船都收在港口里，等倭寇打上门来才被动应对，这是“养虎为患，自取其祸”。他主张主动出海、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即使在今天来看也完全正确。
比如他批评卫所制度，说卫所兵制已经烂到了根子上，军户逃亡、军官贪腐、士兵缺粮，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了仗。他建议朝廷改革兵制，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用募兵制取代世袭的卫所制。这个建议后来被戚继光实践了，“戚家军”就是募兵制的产物。
比如他还深入研究了中国武术的理论体系，把自己从李良钦那里学来的“荆楚长剑”棍法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和提炼，写成了一本专门讲棍法和剑法的书，叫《剑经》。这本书图文并茂，把每一个招式的要领都讲解得清清楚楚，既讲技术动作，又讲技击原理，在武术理论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后来这本书流传很广，被明清两代的武术家奉为经典，对后世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俞大猷跟少林寺的一段渊源。
那是嘉靖四十年左右的事，当时俞大猷奉命从山西大同南下，途经河南。他早就听说嵩山少林寺的棍法天下闻名，心向往之，就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少林寺。
少林寺的僧人听说抗倭名将俞大猷来访，非常重视，专门组织了一场武术表演。几十个武僧在练武场上排开阵势，棍法齐施，虎虎生风，看得人眼花缭乱。
表演结束之后，少林寺的方丈请俞大猷点评。一般人在这种场合，肯定是客客气气地说几句“名不虚传”“大开眼界”之类的客套话就完了。但俞大猷不是一般人。他是个实在人，不会说假话。他站起来，很坦率地说：少林的棍法名扬天下，但今天一看，我发现你们的棍法已经失传了不少精华。很多招式只剩下了外形，内在的精髓丢了。这样练下去，恐怕后继无人。
这话一出口，在场的武僧脸色都不太好看。但少林寺方丈是位有胸襟的高僧，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恭恭敬敬地向俞大猷请教：将军精通棍法，可否指点一二？
俞大猷也不藏私，当场就下场示范。他拿起一根棍子，把自己从李良钦那里学来的“荆楚长剑”棍法从头到尾打了一遍。他的棍法一出手，在场的武僧全都看呆了。那种发力方式、身体协调性、攻防转换的节奏感，跟他们平时练的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有几个练了几十年棍法的老武僧看得眼睛都直了，他们练了一辈子的东西，竟然比不上人家随手打的几招。
俞大猷打完收棍，把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讲给武僧们听。他还指出了少林棍法中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告诉他们在哪些环节丢了传承，应该怎么改进。少林寺方面感激不尽，挑选了两名资质最好的年轻武僧，跟随俞大猷南下，继续学习棍法。
这两个武僧跟着俞大猷在军中待了好几年，一边随军打仗、见识真正的战场格斗，一边跟随俞大猷系统学习“荆楚长剑”棍法。学成之后，他们回到少林寺，把俞大猷传授的棍法融入了少林武术体系中。后来名震天下的少林棍法，里面就有俞大猷的很大贡献。
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路过少林寺顺便指点了一下武艺，结果深刻影响了一个门派的传承。这种传奇故事，也只有俞大猷这种文武双全到极致的人物才做得到。
时间一点一点地往前走。万历皇帝登基了，张居正改革了，一条鞭法推行了，大明朝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对于俞大猷来说，时代的变迁跟他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几十年如一日，练兵、打仗、守海疆。
万历八年，俞大猷七十八岁。在这个年龄，一般人的身体早就被岁月掏空了。而俞大猷打了几十年的仗，身上的伤疤数都数不清，有刀伤、箭伤、枪伤、跌打损伤。他的身体早就不是铁打的了。但他还在福建总兵官的任上，每天照常巡视海防，照常批阅军务文书，照常过问士兵的训练情况。他好像从来没想过退休这件事，或者说他想了，但觉得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不应该停下来。
那年夏天，福建的天气格外炎热潮湿。七月，海面上吹来的风都是热的，没有一丝凉意。俞大猷病倒了…
对于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生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身边的人一开始也没太紧张，俞大猷这一辈子生过的病、受过的伤太多了，每一次都挺过来了，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但他们错了，这一次，老爷子的身体真的撑不住了。
他的病来势汹汹，高烧不退，意识时清时迷。清醒的时候，他还在问海防的事，广东那边的海寇有没有动静？新兵的训练进度怎么样了？战船检修了没有？老部下们红着眼眶守在床边，一一向他汇报，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迷乱的时候，他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嘴里说着一些旁人听不太懂的话，有时候是喊杀声，有时候是发号施令，有时候是叫某个战死的部下的名字。他打了一辈子的仗，那些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即使在昏迷中也不曾远去。
万历八年七月初六，俞大猷停止了呼吸。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对朝廷提出任何要求。他最后的遗言，据说是交代后人把自己这些年写的兵书手稿整理好，留给后世的有心人。他一辈子积累下来的这些军事思想，是他最珍视的财富，他希望能传下去，能帮到后来的人。
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走了。窗外是福建的海，风平浪静，夕阳西下。他守卫了半辈子的这片大海，在他离去的时候，格外安宁。
俞大猷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在东南沿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福建、浙江、广东的很多百姓，自发地为他设灵堂、烧纸钱。那些曾经在他麾下当过兵的老军士们，听到消息后放声痛哭。他们记得这位老将是怎么待他们的，训练时严厉得不近人情，但打了胜仗从来不克扣赏银；打仗时冲在最前面，撤退时走在最后面；从来不搞特殊，从来不摆架子，跟士兵吃一样的大锅饭，穿一样的粗布军装。
在福建的很多地方，百姓们口耳相传着俞大猷的故事，他怎么样带着几十个人就敢冲击几百个倭寇的老巢，怎么样在海上一把火烧光了倭寇的船队，怎么样在城头上亲自操炮轰击攻城的敌人。在老百姓的叙述里，俞大猷简直就是天神下凡、无所不能。但真实的俞大猷不是天神，他只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执着、特别能吃苦、特别不怕死的人。他把一生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海上的人民，人民记住了他。
然而朝廷的反应却是冷淡的。
俞大猷去世之后，朝廷并没有立刻给他追赠谥号，也没有给予他应得的哀荣。按照明朝的惯例，高级官员去世之后，朝廷通常会追赠官职、赐谥号、派官员致祭。俞大猷的级别不低，都督佥事、福建总兵官，是正二品的武官，完全够资格获得这些身后哀荣。但朝廷好像忘了这件事似的，很长时间里没有任何表示。
倒不是说朝廷故意怠慢他，而是那个年代武将在朝堂上的分量实在太轻了。如果俞大猷是文官，以他的功绩，早就有无数同僚上书为他请谥了。但他是武将，在重文轻武的大明朝，一个武将的死，算不上什么大事。更何况俞大猷在朝中几乎没有靠山，他为人太刚直，不拉帮结派，不趋炎附势，跟那些手握重权的文官大佬们没有利益关系。你活着的时候不跟我搞好关系，死了我凭什么帮你说话？
这就是官场的现实。
后来，还是他的老部下们和几个跟他有过交情的文官不断上书朝廷，为俞大猷请求追赠。几年之后，朝廷终于给了一个谥号——“武襄”。
在明朝的谥法体系里，“武”是给武将的常规用字，“襄”的意思是“辅佐”“成就”。合起来就是“有武功、有辅佐之功”的意思。客观地说，这个谥号不算差，不是恶谥。但跟俞大猷的功绩相比，“武襄”两个字还是显得轻薄了些。
我们不妨做一个对比。戚继光去世之后，朝廷给了一个“武毅”的谥号。“毅”字在谥法里的含义是“致果杀敌曰毅”“强而能断曰毅”，是对一个武将极高的评价。俞大猷的“武襄”，论分量确实不如戚继光的“武毅”。
这不是朝廷有意厚此薄彼，而是戚继光在朝中确实有更强大的后盾，张居正虽然已经在万历十年去世了，但戚继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还在，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他争取身后哀荣。而俞大猷，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孤零零的。
不过我想，俞大猷大概真的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事情，一辈子只有一件——把兵练好，把仗打赢，把国土守住。谥号是什么，追赠了什么官，他活着的时候就不在乎，死了更不会在乎。他不是一个活在别人评价里的人，他是一个活在自己信念里的人。
俞大猷去世一年后，戚继光也从蓟镇总兵的任上被调离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戚继光受到牵连，遭到言官弹劾，被调到了广东当一个闲职。仅仅几年之后，戚继光也病逝了，享年六十岁。
谭纶死得最早，万历五年就病逝在兵部尚书的任上，年仅五十八岁。
嘉靖到万历年间大明军事的黄金铁三角——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在短短几年之内相继凋零。他们活着的时候，大明朝的军事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中兴，戚继光在北方练兵，蓟镇防线固若金汤；俞大猷在南方戍守，东南海疆风平浪静；谭纶在朝中运筹帷幄，协调南北，支撑着整个军事体系。三个人各守一方，互为犄角，撑起了大明朝的国防。
但他们都走了之后，后继者在哪里呢？没有人能接俞大猷的班，那种文武双全、百战不败的绝世将才，一个朝代出一个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也没有人能接戚继光的班，那种既能练兵又能打仗、既懂战术又懂建设的全才，同样是百年不遇的；更没有人能接谭纶的班，那种既懂军事又有政治智慧、能在文官体系中为武将撑腰的能臣，更是寥寥无几。
他们三个人是这个时代的绝唱。
俞大猷死后，他的名声渐渐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了。戚继光因为“戚家军”和“鸳鸯阵”的名气，因为那些广为传颂的诗句，因为后世史家和文人的不断书写，成了抗倭的第一符号。而俞大猷的名字，在民间记忆里越来越淡，偶尔有人提起时，总会说：“哦，就是跟戚继光一起抗倭的那个俞大猷啊。”很多人甚至把他和戚继光的关系搞反了，以为他是戚继光的副手或者部下。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抗倭战争的早期阶段，俞大猷才是主角，戚继光是他一手提携和举荐的晚辈。只不过历史的名气从来不是按功绩大小分配的，它受太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谁更善于自我宣传、谁在朝中有人、谁的继任者更会讲述他的故事。
但那些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那些翻阅过原始史料、对比过各次战役详细记录的人，都不会忽略俞大猷的分量。他是大明朝抗倭战争中实战最多、胜率最高、军事思想最系统的将领，没有之一。他的“俞家阵”和戚继光的“鸳鸯阵”并称于世，是明军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他的《正气堂集》和《剑经》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军事遗产；他关于海防、练兵、用将的诸多论述，放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来读，依然让人拍案叫绝。
回头来看俞大猷这一生，最让人感慨的并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百战百胜的将领在历史上虽然稀少，但不是没有。最让人感慨的是，他在承受了那么多不公和冤屈之后，依然保持着对国家最纯粹的忠诚。
下过狱，被抢过功，遭过诬陷，受过排挤，几次革职，几次起复，几次九死一生，几次功高不赏。官场的黑暗、人心的险恶、世道的不公，他用七十八年的时间体验了个遍。但他没有因此而变得圆滑世故，没有因此而对朝廷和国家心生怨恨，更没有因此就撂挑子不干了。每一次被打倒，他都沉默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向战场。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少数人能共患难，但不能在患难之后仍然保持初心。更少数的人，经历了所有的不公之后，依然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埋头做自己该做的事。俞大猷就是这样的人。
他心里装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家国天下。
他从赵本学那里学到的易经兵法学，教会了他用数学的方式看待世界。战场上，他精于计算；但在人生中，他从来不算计。他算的是怎么排兵布阵，算的是怎么克敌制胜，从来不计算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这种不算计的人，在算盘打得噼啪响的官场上注定是吃亏的。但也正是这种不算计，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
纯粹，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俞大猷最准确的词。他是纯粹的军人，纯粹的爱国者，纯粹的读书人。他心里没有杂质，所以才能在战场上心无旁骛；他心里没有私欲，所以才能在冤屈面前泰然自若。在明朝那个充斥着算计和倾轧的官场环境里，他像一个异类，但正是这个异类，守住了大明朝的海疆。
他死后葬在了泉州，墓地背山面海，站在墓前可以望见泉州湾。海浪拍打着礁石，海风吹拂着松柏，这片他出生、成长、守护了一辈子的土地和海洋，最终成为了他永久的安息之所。
有意思的是，俞大猷的墓并不奢华，甚至可以说相当朴素。没有高大的石牌坊，没有巍峨的神道碑，跟那些王侯将相的陵墓比起来低调得多。这大概也是他本人的意愿，一辈子简朴惯了，死了也不搞排场。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官职和名字，简简单单，跟他的人一样实在。
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的一些地方，至今还有俞大猷的祠庙。规模都不大，香火也不算很旺，比不上那些名满天下的神仙佛陀。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祠庙里的俞大猷塑像，不是高高在上、正襟危坐的样子，而是戎装佩剑、昂首挺立的姿态，好像随时准备拔剑冲锋，再打一场酣畅淋漓的仗。当地的老人会告诉你，在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故事里，俞将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海。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在海边看到了一个戎装老将的身影，站在礁石上望着大海，好像还在巡海。每次渔民出海遇到风浪，就会在心里默默祈求俞将军保佑平安归来。
这些传说当然只是美好的想象，但它说明了一件事，真正为百姓做过事的人，百姓是不会忘记的。也许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够详尽，也许后世知道俞大猷名字的人没有知道戚继光的多，但在福建沿海的渔民心中，在他们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俞大猷永远是那个带着他们打倭寇、守海疆的俞将军。
时间过去了四百多年。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回望那段历史，应该以一种更加公允的眼光，重新审视俞大猷这个人，重新评价他在中国军事史和民族精神史上的地位。他不是戚继光的配角，不是抗倭历史的边角料，而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光芒万丈的英雄。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纯粹的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记。
万历八年七月，七十八岁的俞大猷闭上了眼睛。他太累了，从二十岁袭职百户开始，到七十八岁死在福建总兵任上，他为这个国家整整战斗了五十八年。五十八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海洋。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再也不用半夜惊醒去巡营，再也不用在风雨里急行军，再也不用操心海防的战备和士兵的口粮。
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守卫了半辈子的那片大海风平浪静，万里无云。海波已平，老将长眠。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用再打仗了，也愿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他的名字。
百战楼船不顾身，东南半壁仗斯人。
功成不赏寻常事，海波平处伴星辰。
他叫俞大猷。一个有大气魄、大格局、大胸怀的人。他做到了，用一生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