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一南新作《领导者：大变局时代的决策力考验》将目光投向中国百年变革历程，以史为镜，从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诸多优秀领导者的思想和实践中凝练出更有力、更有效的领导者思维。现摘要编发《四个“敢不敢”》以飨读者。
毛泽东曾经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使毛主席难下决心：一件是1946年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1946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决裂。
要不要同国民党决裂？没有绝对的资本，怎么决裂？
看一看当时国共两党的军事地位比较和政治地位比较。
军事地位比较：国民党总兵力约430 万，共产党总兵力约127 万，两军数量对比 3.4∶1，自动火器对比 26∶1。
政治地位比较：国民党长期执政，掌握全国资源、各国的外援，又刚刚获得抗战胜利，威望如日中天；共产党分散于边远地区，各种资源匮乏，合法性长期被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无法彻底与国民党决裂，只能选择前往重庆谈判。
1945年8月至9月，重庆谈判持续了一个月。谈判前，美国特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接毛泽东，并保证他在重庆的安全。
重庆谈判的焦点问题在于军队问题：国民党有262个师，共产党要求保留48个师，国民党只同意共产党保留12个师。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僵持二十余天，急于归国的赫尔利迫令蒋介石同意：中共可以保留20 个师。为什么呢？ 因为赫尔利已经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夸下海口，说他能调解国共两党的矛盾。结果，这个矛盾调解不了，赫尔利又急于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表功，他就让蒋介石再让一步。蒋介石同意了——从 12 师让到20 个师，这也是最后条件。
赫尔利连夜赶到毛泽东住处，拿出蒋介石的最终条件，说：“这是蒋委员长的最后条件，不能再让了，你们看该怎么办。”
毛泽东问：“委员长打算让我担任哪个省的主席吗？”
赫尔利说：“新疆。”
毛泽东说：“那可挺远的嘛，漫漫黄沙，千里戈壁。”
赫尔利不耐烦了，说道：“这是最后底线，不接受，那就是你们共产党方面宣布谈判破裂。”
毛泽东不急不躁地说：“不必破裂，这个问题很复杂，还需要再讨论。”
先把对方稳住，不决裂，继续讨论。但毛泽东早就预判了蒋介石的想法。
在去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过：“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
毛泽东对辩证法有深刻的理解，他在重庆稳住蒋介石，但要求后方积极行动。
按照一般领导者的想法，我在前方谈判，你们后方别动，你们一动，人家不高兴，我在前方就不安全。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在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后方行动，行动越有效、战果越大，他在重庆就越安全。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安全从哪里来？来自实力。你越有实力，就越安全；你越老实，反而越不安全。
毛泽东曾讲道：“须知，蒋委员长只认拳头，不认礼让。”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太深刻了。他俩斗了那么多年，在重庆第一次面对面时，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
蒋介石回忆道，毛泽东烟瘾特别大，他们连续谈三个小时，毛泽东一根烟也不抽。蒋介石说：“这是毛泽东对我表示的礼遇。”
蒋介石不抽烟，甚至不喝茶，喝白开水，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他觉得毛泽东对他极其尊重，三个小时不抽一根烟。所以他把他在重庆的别墅让出来给毛泽东住。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关键是让共产党缴械，把部队交出来，顶多保留 12个师，然后让到20个师。
共产党在部队方面不让步，蒋介石非常不高兴。谈判后期，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说：“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气壮如牛啊，觉得自己早已胜券在握。
毛泽东是跟这样的对手在较量。
次日见蒋介石，毛泽东针锋相对地答复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你占城市，我占乡村，我们以乡村包围城市。”
针锋相对。
你看，毛泽东这种斗争精神—— “忍为上”“退为高”“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套东西，毛泽东根本就不信。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共同保证，你以为蒋介石不想下手吗？根据加州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里的披露，1945年9月 27日，蒋介石看谈判破裂，携宋美龄赴西昌度假，在飞机上看见了路透社记者在重庆对毛泽东的采访。
采访中，毛泽东说中共现在有 127 万军队，有 200 万党员，有多少多少……蒋介石一看这数字，怒火中烧，气得要命，杀心顿起。到西昌以后，蒋介石不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思忖策划。
策划什么？扣毛，审毛。
9 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的“罪状”，写下了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当时形势其实很凶险，毛泽东去重庆确实是一步险棋，虽然有美国、苏联承诺保障他的安全，但是蒋介石到了关键时刻是会下死手的：哪怕给毛泽东安全背书的美国再发火，哪怕苏联以此为借口强占东北和扰乱新疆，他也要把毛泽东扣了，把他审了，把他关了。
9 月 30 日，蒋介石犹豫了，他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顶峰，毛泽东也不可能成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因为这事把大局坏掉了。处于绝对优势的蒋介石料想毛泽东成不了事。
10 月6日，蒋介石退缩了，在日记里写道：
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以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蒋介石信心上来了，所以不用扣毛了。
10 月10 日，《双十协定》签订，中共做重大让步，从48个师让到24月个师，减了一半。 《双十协定》里还有这么一句话：“或至少20个师。”你看，中共的退让力度多大，退让到了几乎接近蒋介石提出的底线。
但就在《双十协定》签订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
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就算共产党让到20个师，也要收拾共产党。蒋介石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就是最终还是要灭共产党，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一言以蔽之，共产党通过妥协很难换得和平。
国共对决难以避免，即便中共再妥协、再退让，也难以避免。所以，当时，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延安中共中央发出通告：
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段话使我印象极其深刻。
一个团体、一桩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自身。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力量小，国民党才让我们保留12个师，顶多保留 20个师。我们正因规模小，才一定要巩固自己的基础，以此作为战略博弈的基础。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通过战争来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就已经暴露出来。《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 万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华北解放区，意图进入东北，进而独占东北。我们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1946年5月，东北战场四平保卫战失利，党内军内产生很大的挫败感。1946 年 6 月 28 日，李富春、黄克诚向中央建议：苏联受二战的伤害，正休养生息，不能支援我们； 国民党有美国援助，非常强大，我们不具备与其对抗的实力，现在需要让步以待和平，以拖延等待时机。若选择打，这个方针也很危险，胜利的把握不大。
谁要“选择打”？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觉得妥协不行，这才决定准备打。但是其他人建议，这个方针很危险，胜利的把握不大。
李富春和黄克诚的意见，是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想法。
毛泽东整整思考了三天，最终回复：
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 …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实际上，直到我们1949 年建立新中国，苏联还没缓过劲来。如果当时我们按照党内多数高级干部意见，等待苏联缓过劲来帮助我们，时间和机遇就都会全部错过。
胜利不是等来的，胜利是斗争得来的。
正如毛泽东所讲：“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 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以前就有体现。他曾说：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思想准备？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客观条件，是主观的。当客观出现胜利条件，你主观有没有胜利的思想准备？我们党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了，就出现了一个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没有胜利， 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没有胜利。长期没有胜过，对大家思想的挫伤严重。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夺取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都有胜利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胜利，而是有可能胜利，出现了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强调的是不能缺少主观条件。当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主观条件必须跟上。什么是主观条件？就是我们是否想要胜利、思想上是否已做好胜利的准备。
毛泽东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党，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是否在思想上做好了夺取胜利的准备。这一点至关重要。
1945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有没有夺取胜利的思想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不可能再退，只有一往无前，必须放手一搏。那时候毛泽东提出，我们坚决斗争比退让要好得多，否则一切无法设想。
到1947年7月，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没有靠苏联帮助，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努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的结果。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我们战略反攻的序幕。之前共产党人一直被“围剿”，一直被追杀，一直在退却，现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
毛泽东连问四个“敢不敢”：
第一，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
第二，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
第三，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
第四，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这四个“敢不敢”，毛泽东是问党内高级干部，其实也问其自身。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学历史是为了什么？为了针对今天。不管是中美博弈，还是我们未来要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靠什么胜利？核心就是毛泽东讲过的四句话：
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
把握住这四点，对台就没问题，对美也没问题。这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跟对方叫板的基础。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信心满满？这不是在对赌，也不是铤而走险，而是他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优点、缺点，也充分考虑到对手的优点、缺点，深思熟虑后的科学决策。他的信心正是来源于此，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这一点太珍贵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是我们忍出来的吗？是我们等出来的吗？是别人援助出来的吗？都不是。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前赴后继，英勇顽强，这种精神可以踏平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