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本质是多交朋友少树敌。
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本质是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
可以说，统一战线，就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本质是寻找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统战的核心都是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找到那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底线，从而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
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找不到最大公约数。
欧洲国家玩的是民族主义，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通过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来整合内部力量。
但随着全球化与移民潮的冲击，这套玩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法国黑人数量激增，当国家队阵容都以移民后裔为主时，传统的“高卢民族”叙事便难以为继；
德国接受了数百万中东移民，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被多元文化稀释。
他们既不敢退回封闭的种族主义，又不敢重启宗教民族主义——那场延续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曾把日耳曼的土地炸成了300多个公国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而希特勒借民族主义之名行屠杀之实的罪恶，让德国背负了长达九十年的历史枷锁。
进退失据之下，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了“魔怔”状态：白左思潮、LGBTQ+运动、绿党政治横行。为了所谓的环保教条，德国炸掉了仍在运行的火电厂和核电厂，西班牙甚至拆除了一批尚在发挥功能的水坝。
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正确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那个能说服全民的“最大公约数”。于是他们试图用一套超民族的“普世价值”来替代政治整合，于是妖孽丛生。
票选政治是这一困境的祸根——政客只要争取到51%的选票就能执政，这意味着它可以公然抛弃那49%的人。当社会撕裂、认同危机爆发时，政客们不再致力于弥合分歧，而是通过煽动对立来巩固基本盘。
把目光投向中亚、非洲和中东，你会发现更扎心的现实，那里至今仍遍布着部落国家。
从也门的胡塞部落到利比亚的数百个部族，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体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酋长领地，人们效忠的是家族、是部落、是血缘集团，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所谓“国界”，不过是殖民者用直尺在地图上画出的直线。当部落逻辑大于国家逻辑，国家认同便无从建立。你没法跟一个只认酋长的人谈“民族大义”，更没法让他为一个连路都没有的“祖国”去牺牲。
拉美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国家表面独立了两百年，事实上从未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
先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搞种族灭绝，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没杀完的，就搞生殖隔离——白人与白人生的孩子是一等人，掌握政权和财富；白人与土著生的混血是二等人，干技术活和基层管理；土著与土著生的孩子是三等人，种地、挖矿、当苦力。
这种三六九等的种姓结构，经过两百年“独立”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经济依附和军事政变层层加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可以随时推翻一个不听话的拉美政府；IMF的贷款条件可以让拉美国家把矿产权、水利权拱手让出。
他们没法建立真正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的国家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是跨国资本、门阀寡头和五角大楼的。
所以说，这套以民族、血缘或殖民主子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破产。唯一的例外，是中国。
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并非建立在血缘、宗教或单一族裔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契约之上。我们内部有矛盾，可以争、可以吵，甚至可以斗，但有一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谁要是敢打中国，我们一定先把敌人打跑，关起门来再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种在“保家卫国”这个大前提下形成的超强凝聚力，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
统一战线1.0：从路线之争到抗日救亡
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教员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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