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 2015年旧文：“亚投行”的时代意义|2026-09-08

说明：

今年3月至8月荷兰中央银行将86吨黄金储备从加拿大和美国转移至英国伦敦，此举顺应了近年年法国、德国等国近几年也逐步将黄金转移出美国的趋势。这让我想起我曾在2015年5月发表在《中国投资》的文章中预言这种趋势并指出其中的意义。文章说：“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华尔街的参与下，依附在美元上的华尔街资产价值正在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从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六十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温故知新，美国和英国就是为华尔街国际财团保值的分公司，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不过是各自公司的总经理。为了保住币值，华尔街昨天（二战后）可以甩掉英国和英镑，今天（美伊战争及中东失控后）也可以抛弃美国和美元。是的，没有石油，何谈美元。可以预见，这个笔者2015年判断的华尔街向英镑转移资产的趋势将日益加强

“亚投行”的时代意义

——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张文木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5月刊

目录

一、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二、教训沉痛：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 

[内容提要]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二战结束后，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紧接着是放权，最终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关键词：亚投行、华尔街、金融资本、美国衰落、权力体系转移

“亚投行”〔1〕及其对世界瞬间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中国，以至于国内有文惊喜道：“亚投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欣喜之余，我们还要冷静，应该对它的利弊风险做一个评估。

一、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的欧洲。

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7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当时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的美国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地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3〕，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林肯统一美国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倒下去了；美国倒下去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没有遭遇战争遑论世界大战。从未来的形势看，今天的中国更处于“涨潮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权力体系基本是由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垄断和主导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是工业托拉斯和金融银行家的资本结合，关于此可以读读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形态中。〔4〕 

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5〕

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由此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华尔街的参与下，依附在美元上的华尔街资产价值正在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从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六十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始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它们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为此真着急。

为什么是英镑？首先是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英国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衰落，其世界霸权地位为美国取代。为此英国一直很痛心。从丘吉尔开始，英国开始为恢复大英帝国昔日地位而默默准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衰落和衰退。”〔6〕这就非常明确地昭示了英国的目的。与英国“罗兹会社”有密切联系的汤因比有着相同的思想。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他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50到100年”的时间，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7〕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时间恢复英国的地位，到现在才过去50年。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即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独立，但当时它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的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真的衰落了。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美国副国务卿。他认为，“长期以来，‘英国都是美国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8〕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从而对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着世界石油天然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的最重要的选择。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之后的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 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 600家、苏格兰有1 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 〔9〕。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更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它们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10〕，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太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却加大了与人民币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遭遇全面性的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11〕。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国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中方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这绝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做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有人说华尔街还有大量资产以不动产如矿山、土地等的方式贮存和保值，因而它不一定要以货币为其贮存手段。不错，不动产可以保值甚至增值，但是，利用不动产增值需要主权国家及其政治力量的保护————比如保证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所依赖的中东石油以美元交易的前提，是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较高的存在程度，而保持军事力量长期有效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失去主权国家保护的不动资产，其安全遑论增值就没了绝对保障。比较而言，只有高利贷货币，才是金融资本家可以相对独立掌握因而相对来说最安全的首选。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12〕自从21世纪初美国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华尔街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了马克思说的“G—W—Gˊ”〔13〕即资本（G）经过商品实物（W）使其资本增值（Gˊ）的公式，日益转入“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14〕即赤裸裸的通过高利贷实现资本增值的形式。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15〕现在，华尔街资本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货币财产”的形式——这是对工业资本的反动或曰“返祖”形式。

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英国为首的欧洲体系转移，美元体系向英镑体系即由大西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

春江寒暖鸭先知。2015年10月5日，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披露，8月人民币超越日元，成为第四大全球支付货币。过去三年人民币已先后超越七种支付货币的排名，目前仅次于美元、欧元及英镑。印尼新任商业部长托马斯认为，印度尼西亚盾和马来西亚令吉一样，币值被严重低估，他鼓励东盟各国改变游戏规则，多使用人民币交易以稳定货币。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托马斯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开出让货币止“泻”的药方，即减少依赖强势美元，鼓励东盟各国增加使用人民币以稳定货币，并建议东盟各国央行增持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他说，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不到四分之一，但美元却占全球央行外汇储备约6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巴西这些币值下挫的国家，还在想尽办法如何不在这（货币）游戏中落败，但实际上改变整个游戏模式，才是解决之道。〔16〕 

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兴崛起的经济体。〔17〕

2015年7月7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orning Joe》栏目中说 “我们的影响力会不可避免地、相对地下降，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错，而是如我刚说的，不可避免。我认为，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这将在很多领域取代美国以前拥有的权力和卓越性”；“我认为在经济上，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所以，不论我们喜欢或是讨厌，都有必要意识到，在我们生活而不是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别人将会变得和我们一样强大，一样有影响力”。卡特还表示，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影响力正发生转移，同样，美国利用其影响力来改变局势的政治能力也在发生改变。卡特多次表示，他并非在指责总统奥巴马，“这不是因为美国总统的一个缺点或错误。只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18〕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个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二、教训沉痛：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如果说丧失对教权的管控是中世纪欧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19〕，那么丧失国家对金融的监管权，则是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美国当时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也感觉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乔治 • 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中，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20〕马歇尔告诉美国人今后要学会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美国在崛起之前和之初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欧洲霸权，掌控世界财富。

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告诉资本大佬们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上就讲美国参战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好处〔21〕。他说：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德国正在统一欧洲，统一的欧洲不利于美国，而“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则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他告诉美国资本家，欧洲的分裂也可以符合美国军工资本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