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度是某些人心中的法治典范，香港也以“法治社会”自豪，但这几年的香港政治乱象，让香港的法治形象受损。最近香港区域法院判决“占中”中履职的七名警察罪名成立，并处两年刑期，更是引发巨大的争议。
这个案子，是审视香港司法制度和香港主权回归现状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为什么这次对法院的裁决质疑声音这么大？首先，这个案子的裁决结果，没有充分考虑到警察殴打的对象曾建超，在“占中”行动中有明显的袭警行为，警察是在被袭击和侮辱之后做出的反应行为，即便有一些过激，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曾建超在“占中”期间，向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如果这种袭警行为发生在美国，被警察当场一顿暴揍绝不稀奇，甚至被当场爆头的概率也不小，美国警察可没有香港警察这么憋屈，在美国警察的执法面前，很少有美国人敢采取曾建超这种挑衅和袭警行为。美国警察的霸道“风采”在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已经向世界充分展示过了。
再看看香港，也是这个曾建超，他的袭警和拒捕行为虽然被香港的法院认定成立，但只被判了五个星期的刑期。五个星期，整整三十五天啊。
如果孤立的看七名警察的案件，可能很多人还不能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对比这两个案子，香港司法的问题所在就很清楚了。一个袭警辱警的“占中”暴力分子得到法院的轻判，一个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被袭被辱的警察在被激怒状态下，在反击中使用了一定程度的暴力，就被法院予以重判。香港的地区法院，在维持秩序的警察和破坏秩序的“占中”分子之间，采取了完全的双重标准。
法院为贯彻这个双标可真是下了功夫。对于袭警的暴力“占中”分子，法院充当的是“暖男”的角色。不仅仅曾建超被轻判，四名冲击立法会大楼，用铁马撞破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和大门，犯有非法集会和公开损毁公共财物的“占中”分子，在“法治”的香港，也得到了轻判。
一百五十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另各付诉讼费用五百元，而这些犯罪分子现场打砸造成的实际损失应该在一百万港币以上。主审法官的理由竟然是：四名被告月收入太低，“难以负担”这么高的赔偿。香港法院的法官对“占中”暴徒真是春天般温暖，满满的都是真爱啊。
对待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香港法院的态度那就是冬天般的寒冷了，不仅重判七名警察全部都是两年刑期，主审法官还要在道德层面斥责一番：（这几名警察）令香港声誉在国际受损。
▲判决结果公布后，市民在香港礼宾府门外集会，要求特首梁振英行使基本法第48条第12款的宪法权力，赦免或减轻七警的刑罚。
双标是一些西方国家经常使用的“大杀器”，香港的法官用的也是如此纯熟。蹊跷背后必有原因。这次重判警察的主审法官杜大卫，是个外国人，有英国国籍。这就有意思了。
凡是喜欢搞双标的，原因是屁股坐歪了。立场居中，就不容易双标；立场站歪了，想不双标都难。香港法院对占中犯罪分子的浓浓关爱，和对香港秩序维护者——警察的严苛要求，对比是不是很明显？
这次判决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到香港司法的外国法官现象。杜大卫不是唯一的外国国籍法官，香港法院系统的外国法官很多。香港的区域法院有外籍法官，高等法院有，香港的终审法院也有，而且香港终审法院所有的法官更是有很多为英国籍和双重国籍。
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掌握司法权的现象，很多人以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在中国的土地绝迹了。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权独立。旧中国主权不独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权不独立，存在着治外法权现象。没想到，回归中国二十年之久的香港，还让一帮老外掌握着司法权。
有法院系统的充分“理解”，怪不得“占中”反华分子那么有底气。香港警察行使的行使权，不仅仅要受司法权的制约，而且在香港引以为豪的“法治”体系里，法院可以判定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具备合法性，而行政系统无权确定法院的职权行使是否合法。
让外国人掌握着司法权，这种情况，搜遍当今的全世界，都难得一见，在香港不但成为现实，而且还愈演愈烈。2016年，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签署的委任状，任命17人为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香港司法的这种现象，是英国人的一种精心布局。在很多香港人至今怀念的港英统治时代，港英当局长期禁止香港的大学开设法律专业，1969年，才允许香港大学开办法律系，但学生还是以英国国籍和英联邦籍为主。
一直到1989年，才允许香港本地学生攻读法律，故意制造香港本地人才奇缺的现象，一切是为了英国自己人垄断香港的法律。即便如此，回归二十年的、人口几百万人的香港，就找不出足够的有能力担任法官的法律人才吗？这话谁信？
香港基本法中，除了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规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对其他法官的国籍均没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统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或者这可能本来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办法，却在回归之后的香港被发展为常态？
香港这几年出现了那么多“反中”行动，组织者和幕后指使者，至今安然无恙，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香港的整个权力体系中，很多权力还在按照殖民时代的体制运转，司法权就是一个。
香港的文化教育权也要算一个。香港的年轻人参与占中，除了香港产生巨大的贫富分化，让年轻人找不到上升的空间，导致绝望情绪之外，跟香港的教育、媒体和文化还在延续原来殖民时代的文化体系也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不但“挺共”的声音不占主流，连“挺中”的声音都受压制。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大启动“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2013年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创14年新低。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港人身份认同更是跌至新低。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博士、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丘成桐先生说：“我最为惊讶的是香港学生对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体造成的，还是政府的无能？但有一点，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对中国的历史和认识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当年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谁之过也？实在值得反思”。
丘成桐先生
原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在2015年香港举行的“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上公开指出香港出现了两个“化”的问题：
第一个“化”的问题，是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的还被奉为金科玉律”；
第二个“化”的问题，则是老殖民主义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炮制的“去中国化”死灰复燃、气焰嚣张。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得“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伤害，这种背离历史本质的怪现象造成香港巨大内耗、引发里里外外许多问题。
陈佐洱出席“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
现在形成的局面是，香港的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文化教育体系，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制造着“反共”与“反中”两位一体的香港年轻人，而香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司法体系，还在继续由英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掌握着香港的司法权，在实际纵容“反中”行为。这样的香港焉能稳定？
主导香港司法权的这些外国人的政治立场，通过法院对有关“占中”的判决已经表达的很明显了。在审判冲击政府的黄*峰、罗*聪和周*康时，一律给以轻判，黄*峰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社服令）、罗*聪被判120小时社服令。周*康判入狱三个星期，缓刑一年。
法官轻判的理由是，他们犯罪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真心因自己政治理念或对社会现状的关心而“表达自己诉求”。看这些判决结果，你觉得这是惩戒还是纵容？法官的这些轻判理由，跟英美政府对“占中”的立场和表态有多大的不同？
让外国人掌握着司法权，这种情况，搜遍当今的全世界，都难得一见。
香港司法权的大量外国人担任法官现象，容易导致香港的司法独立，变成只是相对于中国主权的独立。如果没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治权的回归，那么主权的回归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香港回归之后没有有效地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成为一种越来越公开的现象，这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