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初创—156项建设回顾|2026-09-21

世界进入近代（大约公元十八世纪）以来，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不强，能否近现代化？工业水平是一个重要指标。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推进工业化，既要遵循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国情。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政府的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办一些新式工业。据近代经济研究中心对1872—1911年中国工业的统计，历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100余年。(1)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中，中国本土战乱不断、战火不息，工业建设举步维艰。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工业化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156项”建设，就是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标志。成就了共和国工业长子，开创了中国独立完整经济体系的雏形。

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与以后的几年中，中国人民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完成了“156项”以及限额以上的 1000余项工业建设项目，至 1965 年，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显雏形。

156 项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又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密切相关，对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安定、国家的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一、历史使命——新中国必须工业化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于近代百年长期不能左右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重要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内政不统一，经济实力落后，尤其是相当薄弱的工业基础造成了国防力量空虚。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农业产值基本上全部是传统的手工方式生产的；工业产值亦以手工业为主，工业产值中机器方式生产的由1920 年的 18.19%上升至 1936 年的32.46%；交通运输业产值中近现代方式产出的由 1920 年的 50.47%上升至 1936 年的 57.91%.。由于农业总产值远远高于工业产值，因此以近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各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始终很低。详见表 1-1，表 1-2（此处删去，参见原文）。

在工业内部，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 58.4%，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很低。1933 年，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仅占 23% 左右。加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 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 70%，轻工业产值约降低 30%，粮食产量约降低 24.5%，经济作物产量约降低一半左右。工业技术水平低下，门类短缺。如机械工业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和飞机等；一些小机械厂，多半从事修理和装配业务。据 1946—1947 年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计算，在 708 家机器制造厂中，制造兼修配的工厂只占 25%，专搞修配的厂竟然高达 75%。这样的机械工业，既不可能为其他生产部门生产机械设备，更不可能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把其他生产部门改造和装备起来。工业内部彼此不能协调配合：煤用不完，而电力则缺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原料中国、工业日本”的政策影响，生铁只有二分之一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又仅及炼钢的二分之一弱。1949 年中国经济总体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因此，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重要目标。

1949 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二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是面临的最大国情。如何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紧迫的任务；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也是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同等重要的课题。如何在外有强敌封锁，内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建立起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

既要保证国家安全，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又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新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前，选择工业化战略方针至关重要。回顾一百年来中国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足迹，从十九世纪末洋务派向西方寻求的“机船矿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产业政策规定优先投资的“卡脖子产业”、“瓶颈产业”，中国的历史跨越了几个时代，有一个长期未变的问题：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为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从解决短板入手——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五”计划指出：“鉴于我国经济这种极端落后的情况，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来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作了精辟的说明。他指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一五”计划中，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投资比例大致是 1 : 8。

之所以这样安排，李富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在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至于拖延建设进度。”

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需求，它是由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20 世纪中叶的一个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这种选择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借鉴了苏联的历史经验。

在基础薄弱、资金紧缺、面临封锁和战争威胁的环境，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集中进行。1950 年统一财经以后，中国大陆的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实施集中统一的管理体系。1950—1952 年，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经历了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无规章到有规章，由无专业机构管理到有专业银行管理的过程，并开始建立 “勘察、设计、施工”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

三、156 项建设成为“一五”计划基本建设的核心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 1944 年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开始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2月2日，中苏双方举行会谈，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2月6日和7日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此后，中苏两国领导和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进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苏联以年利率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 年 9 月 30 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1953 年 1 月 22 日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基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

国防工业需要成体系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支撑，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1953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政治报告，指出：“有了重工业以后，才能使国防现代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高级的炮。在运输上，我们自己也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既然我们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高级的大炮和一辆汽车，那我们的国防力量怎么能算强大呢？”李富春认为，只有建设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基本化学等重工业才能保障国防和国家的安全，但是这需要巨额的资金、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复杂的技术才能做到。面对国家安全对大规模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的要求，仅靠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是无法完成的，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对于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保证国家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中国人朝作战既增加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对，又强化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彻底消除了苏联对于中国成为第二个铁托式政权的顾虑，中苏两个大国关系进入空前绝后的“蜜月期”，苏联大规模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援助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到来。

1952 年 8 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在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八个月。代表团以 1952 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于 1953 年 5 月 15 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包括如下内容：

（一）在 1953 年至 1959 年内，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 91 个企业；（二）上述 91 个企业，加上 1953 年 4 月以前，在 1950—1952 年 3 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 50 个企业，共 141 个企业。（三）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以下货物：精矿 16 万吨、锡 11 万吨、钼精矿 3.5 万吨、锑 3 万吨、橡胶 9 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经双方协议后，部分偿付可用自由兑换的外汇实施。

这 141 项建设项目将在 1953 年至 1959 年期间分别开工。其中包括了在建设和改建国防工业企业方面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 35 个国防工业企业，苏方保证完成这些企业的各项设计工作、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此外，苏方同意完成军舰制造厂的设计工作，提供鞍山钢铁厂生产坦克用甲板的设计和补充设备等等。1954 年 10 月 12 日，在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对于 1953 年 5 月 15 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备忘录中又新增加了 15 项。

在 1955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时确定的 156 项中，由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航空部陕西 422 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因此实为 154 项。在 154 个项目中，有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制造厂因厂址未定，山西潞安一号立井、山西大同白土窑立井因地质问题未建，总共 4 个项目未建。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 150 个。名录如下:（此处略去，引用请下载原文）

从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折合人民币总计73亿元。苏联在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在地质勘察、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的研制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的、系统的技术指导。10年中，在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共达8500多人。苏联向我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1953年达23吨，1954年为55吨。可以说，这是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它使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1949年以前落后于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上，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