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企图将宽松的货币定向流到中小企业，当你企图消除结构性存款和票据贴现间的循环套利，当你企图监测货币资金用途流向的时候，你可能没意识到你正在破坏货币的本性。甚至这种思维，正在将“货币经济”重新退化到计划年代的“票证经济”。因为货币，从来不是结构的特指，而是数量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才有了现代经济的繁荣。
货币为了自由而来。它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会计单位，将一切质上的不同淹没在量的数字上。也就将一切存在的不自由，“自由化”在一张张钞票上：在那一刻，你可以拿着钞票购买世界上任何可以标价的东西，不会有人问你的身份，性别，颜值，信仰和癖好，也不会去问你的钱从何处来，是辛苦所得还是贪污抢劫而来。这时候，货币用同质化和量化给了你最大的自由。
这是西美尔用晦涩的语言写的《货币哲学》，凯恩斯用复杂的逻辑写的《货币论》，马克思用宏大的思想写的《资本论》等诸多经典文献中努力阐述的。如果你能理解货币的这种自由，那么在此思想底蕴和基本范式下，你就会理解当前中国政策语境中的“定向降准”，“结构化宽松”，“精准滴管”等词汇与经典货币理论，与货币自由本性是该多么的格格不入，以及这些政策终究变形的必然结局。此刻或许你应该记住西美尔的这句话：
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
这也就是货币自由的本性所在。我将一再重申，货币把世界的多样和复杂掩盖在简单的数字下面，万物归一同时一归万物。一般等价物的威力和残酷，将一切异质性掩盖在苍白枯燥的量下，并无奈也或欣然接受其统治。马克思说那是“惊险的一跳”，从商品到货币，只有完成这一跳，资本才实现了自由，只有把带有质的，人性的，汗水的劳动和技术种种，量化为一种一般性的存在，整个劳动付出的过程才有了意义。这是货币与商品的对立，也是货币对商品的统治，以及对人和世界一切个性价值的抹杀。马克思因此愤慨，西美尔因此忧伤，凯恩斯却冷眼相看。从对货币的态度上，我们分别看到了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兼商人的不同性格，色调。人因货币获取了自由，还是加上了另一套枷锁？抑或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同时作为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双重身份正呼应着我的题目，或用“一语双关”的语言结构来论证货币自由的本性。弗老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本是《货币的祸害》。在第一本书里面，他举了一个电影公司“消失的黑名单”的例子，大意是一些编剧受到政治歧视，他们的作品本来被禁止拍成电影上映，但是电影公司仍然可以通过货币购买暑上“笔名”的这些黑名单编剧的作品，并屡屡得奖。弗老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可以将你的政治歧视和艺术才华分离，这自由需要市场交易的体系，需要货币支付的手段。
货币在此成就，也在此遮掩。圣经里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货币才会遮掩一切的过犯。笑贫不笑娼，当你的一切行为——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转化为货币时，在无法追溯的限度内（比如现金交易），货币将遮掩你的手段和过程而终将呈现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局。一切已经结束一切同时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货币在无序的格局里将一切差序秩序磨平，于是你可以从头再来。此时你带着万贯钱财还乡，他们并不知道你的过去，他们只知道你拥有自由交换他物的钱财。于是，货币不仅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赋予了你自由。
这种自由也将终将走向不自由。这是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里要说的。弗老非常严厉的指出，货币的发行必须在政治有效制衡的范围内，否则毫无节操的印钞征收铸币税将所有人带向不自由：物价飞涨，努力用劳动价值换回的自由不断的在被损耗，最后变成无法买到一切都不自由，也就是不名一文。更加不自由的是限购，这导致的是一种更加严重的对称性破缺。也就是你用劳动汗水（假设）换回的货币，却不能自由购买想要的对象。万物可以归一，但一不能转为万物。这种对称性破缺将不仅形成一种货币的损害，还有对物化在货币背后的汗水和尊严的破坏。
是谁决定着这一切呢？是谁掌握着货币的大权，这个可以裁定人自由的权力？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里暗指，当一种强权毫无约束的享受货币自由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因此不自由。凝结在劳动里表现在货币中的价值不断被侵蚀，无论是飞涨的物价还是飙升的房价，正在让你手中的货币变得苍白虚无。原先被货币释放出的自由，在更高涨的房价和物价面前变得虚无。自由的手段变成了征税的工具，货币成为一种毫不留情的强权，打着自由的名义巧取豪夺。
我指的当然是美元的世界霸权，一方面给予了全球化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在侵蚀着其他国家的自由。全球正在以一场场金融危机，来为这个原本自由的货币世界买单。终究，没有自由的货币，也没有永恒的货币之锚，人们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追求有限的自由。当信任消失，共识不再，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让货币的自由变得虚无，人们必须重新寻找最初那些可以带来自由的普世价值。但至少在这个时间局域内，央行要想取得好的政策效果，需要重新认识并尊重货币的数量意义和追求利润的自由本性，否则你所要的结构性效果，并不会那么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