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对错都在历史中|2026-09-22

【对错都在历史中:这是2022年反驳我文章，结论很果断。三年后的今天，对错历史有了答案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634766301100048523彭胜玉：明后年，中国极可能只能孤家寡人以一敌多】

这是2001年反驳我的海权观点文章，谈中国海权，结论也不绕。现在在25年过去后的今天，再回读这篇，对错历史有了答案。作者认为：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中国始终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１４］因此,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不幸的是,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１５ 张文木甚至认为“海军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并且强调海外扩张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见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这些人士忽视了马汉的海权论事实上是为影响当时美国的安全战略而写的,［１６］而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历史上,一些信仰海权论的国家并没有像马汉宣称的那样“决定历史”。古希腊的海上强国雅典并没有赢得和斯巴达的战争;对海权论有着狂热崇拜而自称是马汉的虔诚信徒的威廉皇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德国带来的只是悲剧;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海权论的狂热在给亚洲带来浩劫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我们的许多学者在对基于地缘政治观念上的海权论大加赞赏时,都忘记了去重温一下历史,铭记那些对地缘政治的盲目崇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给整个欧洲和亚洲,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 

二十多年前读了这篇文章后一直没有回应，今天也不回应，我将它交给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来回应。

我认为：对任何人的观点都不要轻视，20多年前，不敢说他错了，我也不敢确认我对了，肯定不能采取“不值一驳”的态度。，学术观点只有让历史做结论。在历史面前我也是小学生。今天看看台海曾经被动的形势大反转的形势，回读并转发这样文章，是教大家不要纠结于个人的是非对错，而是要学会尊重贯穿于历史中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我当时的观点是这样的（见下面的链接），今天我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并为今天中国海军的长足发展而欣喜。

十多年前我关于中国式海权的论述与海军建设的建议（2014）

下面是这篇文章转自《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四期，        

再论中国的大战略

            □唐世平

            中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一方面需要国际社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更清楚地阐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到底是什么。尽管不能指望我们单方面的努力可以让所有的国家都对我们友好,但应该尽力消除其他国家因不清楚中国的目标而产生的疑问,从而让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的到来。 

            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具体应该是什么。［１］在这里,作者将从一些战略理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理想安全环境,并最终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尽管这样的讨论似乎不能立即和我们现实的政策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特别是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无时不在影响中国的安全政策。关于这一点,只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２］ 

            一 责任和地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讨论都在逐步深入。［３］但是,这些讨论都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的实质,即,中国应该如何去承担责任?是主动去寻求责任,还是等待其它国家要求中国负责任时才去承担责任？目前一种流行的意见是担心如果中国不去主动承担责任,就会被其他国家认为过于“自私”或者“太过现实主义”,因此,中国应该主动的承担责任。 

            但事实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所有的国家归根结底都是“自私”的,“自私”本身在国际关系中并没有善恶之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被认为是“自私”也就归根结底并无损于我们的形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被其他国家认为是“自私”的国家的命运,比那些被其他国家认为是急于要承担责任因而急于要出头当大国的国家的命运要好得多——后者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因为那些主动要承担责任的国家通常都会为了显示自己要承担责任而去教训人,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又并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因而有“不自量力”之嫌时,急于要承担责任更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野心勃勃的表现,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围堵”。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一战前的德国。［４］ 

            只有当其它国家要求一个国家承担某些责任时,这个承担责任的国家才会更易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将在战后两年内就撤出欧洲,将维持欧洲和平的责任交给英国和苏联。［５］结果是英国和法国都发现他们无法抵御来自苏联的压力,因而只好主动地要求美国重返欧洲。于是乎,在冷战时期,连骄傲的法国人都从未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冷战后的今天,当欧洲不再面临外部威胁因而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时,欧洲国家就对美国仍然过多的干预欧洲事务(或者说美国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责任)大为不满。欧洲单一货币的诞生和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呼之欲出,事实上都是欧洲国家不再希望美国总是以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傲慢去承担那些不该承担的责任的体现,而美国对欧洲国家这一态度转变的反感其实就是美国太想承担责任了。 

            因此,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进程中,中国只应该去承担那些获得其他国家支持和接受的责任,决不应该为了塑造“负责任”的形象,特别是为了面子去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只承担那些获得其他国家支持和接受的责任才会造就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今天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那种急于要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因为这种心态必定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带来一系列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甚至都不见得非要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反感。 

            日本在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后的表现提供了那种急于承担责任而付出代价的最新教训。当时已经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的日本开始谈论“国际化”,开始教训人。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更使得日本疯狂地购买美国的一些标志性文化遗产。这些举动不仅让美国的国民愤愤不平,更让美国的精英和领导人有了一个“可尊敬的敌人”来制定美国的行动纲领。 

            于是美国有了各种产业政策和向日本学习的浪潮。美国开始将日本更多地当成是一个对手,而不是盟友(在冷战结束前后不久的美国民意调查都表明,日本已经取代苏联成了美国的第一号敌人)。结果是,十年之后,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尘埃落定时,日本发现“世界第一的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梦幻。当日本从经济泡沫中醒来时,日本人是否要反躬自问:我们当时怎么会相信自己能成为世界第一的?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如今已经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在世界银行发表其广为传播的《东亚奇迹》报告后,加上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带来的泡沫心理,许多国人的心态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这段时期的中国精英言论和当年日本的言论在心态上和形式上几乎如出一辙:开始谈论霸权的兴衰(即美国的衰落);谈论中国在多少年就会超过日本、然后超过美国;谈论中国马上就要代替美国如何如何;谈论中国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持这些心态的中国精英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极其强烈的国家,当它意识到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哪怕极遥远的将来能赶上美国时,就会尽可能地夸大那一个国家的能力或者潜能,使其成为假想敌而凝聚美国的力量。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精英不停地夸大苏联的实力,抛出了美国导弹少于苏联［即“导弹缺口（ＭｉｓｓｉｌｅＧａｐ）”］和苏联的ＧＤＰ已经是美国的７０%等神话。美国对后来的日本也是如此:当年风靡美国的标题是《日本第一》（ＪａｐａｎａｓＮｏ．１）和《日星》（Ｒｉｓｉｎｇ